食品中的农药水平标准

很多国家都建立了一定的标准，规定食物中的农药最高残留水平（maximum residue levels），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建立的食品法典委员会（国际标准制定机构），是一个政府间组织，会举行政府谈判会议，许多谈判成员都来自农化工业界。有些政府谈判会议也欢迎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没有确定最高残留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他们会接受法典设立的标准。

最高残留水平的设定与下面的一些概念有关：

每日允许摄入量（ADI）-ADI是每天化学物进入人体而不带来危害的剂量。在实验室里，让动物在其一生中的每天都摄入一定量的农药（以每千克动物体重摄入的农药量来计算），而没有观察到不利影响，这样可以确定实验动物的ADI，对人体的ADI 就根据动物的来确定。在英国，规定人比动物的ADI要低100倍，而变化系数为10-fold。然而，最新的研究认为，孕妇和婴儿对有机磷毒死蜱（organophosphate chlorpyrifos）有变化系数为65-fold的敏感性，因此10-fold的安全因子对于人群中的变化差异是不足够的。

急性毒性参考剂量（ARfD）-一顿饭中摄入而不会带来危害的化学物剂量，在实验室中，让动物摄入一定量的农药（以每千克动物体重摄入的农药量来计算），而没有观察到不利影响，这样可以确定实验动物的ARfD，对人体的ARfD就根据动物的来确定。同样，英国对人的标准是动物的100倍。

适宜农业操作（GAP）-GAP表示农药商标上标明的农药使用条件（剂量、方法，使用时间）。

最高残留水平（MRLs）是指在食品或动物饲料中合法允许含有农药残留的最大值（用每mg/Kg来表示）。最高残留水平建立在特定的农药/作物组合上。在欧盟，GAP往往能决定农药残留的最高量。管理部门会比较MRL是否大于ADI或ARfD，如果超过，那么GAP将不得不修改，而MRL将被重新计算。

在对农药的管理中，政府会根据常用的农药以及通常人们食用的蔬菜来制定最高残留水平。在中国，已经制定了部分最高残留水平，但不是所有的“农药/作物”组合，所以在蔬菜生产中使用了某些高毒农药，却找不到相应的MEL标准来对它进行检测。

农药最高残留水平能有效保护人体健康吗？

理论上，最高残留水平应该可以保护人体健康，最高残留水平受到GAP的影响，而不是毒理学数据。有些情况下，工业界能成功地游说政府采用较高的最高残留水平，以方便进行贸易，但却降低了食品安全的保护力度。还有种情况就是，最高残留水平没超标，而ADI却超标了，因为有些人吃入大量的一种产品。儿童就是这样，他们通常只吃一种或两种自己喜爱的食物。英国有一个案例，在计算苹果和梨的农药残留时，有10-220个儿童（1.5-4岁）在食用最高残留水平未超标的水果，却能导致ARfD的超标。

确定ADI和ARfD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确定性。用动物来做毒理学实验对于探查其对人体的潜在风险范围是可行的，但是并不能查出其他的情况，如某些检测不到的健康影响。而且，风险评估的过程中假设，一定阈标值下的化学物进入人体后是不会带来健康影响的，于是就可以设定“可接受的”农药接触水平。然而，对于有些农药是没有阈标值可设的，有机氯农药可以在人体的脂肪组织内富集，所以，很低剂量的摄入也可以在机体组织内逐渐积累。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内分泌干扰物在很低剂量时也有活性，那么对于这些农药还有阈标值可以接受吗？

有毒物的加性和协同效应也有可能存在，即“鸡尾酒”效应，在对农药进行的风险评估通常是单个进行的，那么就不能清楚地了解，多种不同农药在人体内的“鸡尾酒”效应。

密苏里大学的vom Saal认为，“对于内分泌干扰物，没有所谓的安全剂量，正如致癌物也没有所谓安全剂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