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和妈妈在2013年初北京遭受重污染袭击时带上了防护口罩,女孩画出心声:好空气不要再等20年。© 绿色和平/ 吴迪

中国政府花了五年的时间才终于下定决心通过减少煤炭消费来治理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作为一个生活在北京的普通居民,一个绿色和平气候能源项目空气污染议题的成员,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在生活和工作上我都在和北京糟糕的空气较劲,我经历过一个又一个污染爆表的日子,也努力抓住每一次机会推动空气污染治理的进步。在空气污染的背后,埋藏着更深层的能源结构和经济结构问题,摆在政府面前的,是改革的艰难抉择。因此,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有那么一些时刻我对空气质量的改善感到绝望,但是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人自发地加入到这场保障空气的战役中来时,我对改变一定会发生的信心也一天一天更坚定起来。

现在,这份经过五个月艰难内部协商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终于出台,中央政府终于明确指出东部重点地区煤炭消费要负增长。在随后北京、天津、河北、山东颁布的地方行动计划里,也明确地提出了一千三百万吨、一千万吨、四千万吨和两千万吨的五年煤炭消费下降目标。我意识到,我可能正在见证中国空气质量改善的一个历史性时刻,见证十年煤炭消费飞升之后,中国能源结构和政策调整的一个历史性拐点。

北京奥运期间的蓝天

2008年春节后,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常住。当我走出地铁二环线东四十条站出口时,我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又冷又脏。冷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可是脏却是对北京莫名发灰的天空、有味道的空气产生的一种莫名厌恶和无奈。我,和当时生活在北京的几千万居民一样,对灰蒙蒙的天空除了觉得压抑和讨厌以外,没有更多的概念,更不用谈理解空气污染了。

空气污染下的北京奥运主场馆鸟巢。©绿色和平/ Natalie Behring

 

几个月后,北京奥运进入开幕倒计时阶段。随着夏季的来临,我发现北京城的蓝天越来越多。那是一段天空蓝得沁人心脾的日子。北京的街头经常会有行人停下,仰起脸看着天空深深地呼吸然后露出微笑,街上随处可闻“今儿天真好啊!”的感叹。这段时间的北京洋溢着一种单纯的美好和快乐。而直到多年之后污染侵袭北京,通过媒体的报道人们才知道在奥运期间中央政府采取了如何的极端措施来保障奥运期间的空气质量和蓝天。

2008年,绿色和平发布了北京奥运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在报告里绿色和平指出:“诸如暂时关停企业、暂停施工、机动车辆限行等短期方案,也许可以在奥运会期间改善北京的环境状况,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但这并非长期解决办法。因此,只有通过更大范围地改革能源结构、改善公共交通、严格执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并对空气污染的根源进行治理,北京才能继续长久受益于‘绿色奥运’”。

正如这段文字所指出的,随着奥运期间短期措施的撤销,“蓝天效应”也随之消散,北京的空气在后奥运时代很快又再度恶化。可是有一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奥运期间北京居民感受到空气质量的巨变,在大家心中留下了一抹渴望的蓝。 

转折点——微博发问:有谁能解释,为什么我觉得空气质量并没有官方报道的那么好呢?

2011年的十月,北京又经历了一次长时间的污染爆发。在此期间,美国大使馆将自测的使馆区空气质量每小时监测数据发布到了推特上。监测结果显示,在污染季北京的空气质量甚至已经差到了机器不能测量的地步,没有数据显示而只能用“糟糕透顶”来形容。推特,尽管在中国被禁止使用,但一些热心公众还是将美使馆的这些数据转载到了国内的微博上来。这些最初的转载,很快引起了微博用户们的兴趣。尤其是,网民们注意到在很多情况下,美使馆的数据和环保部官方公布的数据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异。例如,在美使馆数据显示空气质量糟糕的时候,环保部公布的数据却显示空气污染良好。这些比较很快在微博的亿万用户中流传开来,很快形成了蝴蝶效应。针对数据差异的讨论野火一样由网络延伸至传统媒体上来,由最初的几条网络转载,演变成了席卷全国的线上、线下讨论风暴。

这场公众舆论的起飞使得关于空气污染的讨论成为了当时最热门的话题。无数来自不同城市,拥有不同背景的人们加入到这场讨论中来,他们积极的发声也拨开迷雾,逐步还原了空气污染的真相:有网民积极地科普为何美使馆和环保部会存在数据差异,进一步引入空气质量指数(AQI)和空气污染指数(API)的概念;有环保专家点名道姓地指出PM2.5浓度是AQI的重要指标;医生和公共健康专家们进一步普及了PM2.5是何物,以及它对于人体健康的危害;许多网友发布了自己所在城市空气污染前后对比照并直接向政府发问;一些民间环保组织呼吁监测PM2.5和信息公开,甚至开展“我为祖国测空气”活动;针对智能手机而开发的空气质量监测软件下载率飙升,进一步推动了公众对于空气污染状况的了解和参与。

在关于空气污染的讨论刚刚爆发的时候,绿色和平正在为在中国本土开展的煤炭工作寻找一个新的切入点。我们多年年一直尝试着将煤炭使用所带来的负面环境影响传递给包括公众在内的听众,而此时,这场关于空气污染的讨论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次机会。我们迅速成立了空气污染实验项目,加入到当时热烈的讨论中来,也适时地运用了我们的专业知识,助力了PM2.5是什么,它的健康影响,煤炭使用是PM2.5污染重要来源等科学知识的传播。但在当时,强调PM2.5和煤炭的联系遭遇了我们意想不到的阻力。在当时的此时的全民大讨论中,更引人注目的是关于监测和信息公开的讨论,还尚未深入到长远解决问题上来。

绿色和平的志愿者在北京西部的一个燃煤电厂举起巨大的信息:远离煤。这个燃煤电厂是造成严重空气污染的数千个燃煤电厂的其中之一。© 绿色和平 / John Novis

这场循序渐进的关于空气的讨论向逐步还原了污染的元凶——PM2.5,也进一步引起了公众对于环保部所采纳的空气污染监测体系的不满。为了能将空气污染的议题讨论朝向解决方案的方向推进一步,绿色和平和许多其他议题的参与者一起,进行了一次策略的调整。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公众的呼声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而空气质量(PM2.5)的大范围监测推广以及信息公开将会是这场战役最重要的第一步。一旦数据得以公开,就会像猛虎出笼一样,除了解决问题,将再无回头之路。从个体到组织,每一个参与者都在积极地努力着,绿色和平制作发布了PM2.5研究摘要,公众健康保护锦囊等。这些联合的努力强调了PM2.5监测的重要性,并激发了公众对于数据公开的渴望。

仅仅在关于空气污染的讨论爆发的几个月之后,环保部便正式公布了在全国重点城市试点开展PM2.5监测的工作计划。很快,重点城市监测点建立了。首都北京,在2012年春节前便公布了城市空气质量监测信息,PM2.5的监测被正式纳入到日常监测工作中来。

这是每一个这场空气质量保卫战参与者的第一场胜利。但是,从信息披露到扼中要害的解决方案之间,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而绿色和平的空气项目,还需要更好的战略来保证煤炭这个首要污染者被纳入到解决方案中来。 

保持势头——不要被动地适应污染

2012年,随着时间的推进,网络上关于空气污染的讨论也逐渐趋向平缓。我曾经有过担忧,担心这股公共舆论的势头会随时间而消逝,毕竟,在中国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类环境灾难。我相信,和我有着一样担忧的人不在少数,而绿色和平也只是努力维持这种公共舆论的力量中的一股。

环保组织、学者甚至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的角色分工也在默契地产生着。一些环保机构仍在努力地推动着更大范围的空气质量监测和更公众友好的信息发布系统,有专家和环保部官员在利用不同的渠道来呼吁区域联防联空遏制空气污染,公共健康专家也在推广空气污染和人体健康的研究,而媒体,也就空气污染的每一个层面的问题进行着报道。至于绿色和平,我们做了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将科学研究和富有乐趣的公众活动结合起来。在2012年,呼应着外部进行的讨论和进展,我们也循序渐进地开展了一些活动:发布了创意视觉材料如照片,动画材料等来强调灰蒙蒙的城市是由于PM2.5污染引起的,而中国的PM2.5污染已经相当严重;联合北大的健康专家开展了关于中国典型城市PM2.5污染和公众早死的健康研究,并恰好在2012年冬季的污染季时期进行了研究结果的发布;在北上广三个城市设计了富有个体研究指导性的个体呼吸检测公众参与活动,引导公众去询问更进一步的问题:到底哪些污染源贡献了PM2.5污染,我们呼吸的空气里到底有什么?

我们发布的关于PM2.5污染和公众健康损失研究的报告不仅再次强调了治理污染的重要性,并为公众呼吁更快的治理时间表提供了有力的声援。而个人呼吸检测实验所采集的发黑的过滤膜照片更是在微博上得到了广泛的转载。在公众舆论的支持下,我们的研究得到了政府官员和专家的支持,我们所呼吁的解决方案——煤炭消费控制在媒体和政府部门内部也得到了响应。

讨论解决方案的时刻——减煤治空气

20121月,京津冀地区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污染爆发,区域内部分城市的PM2.5小时浓度甚至达到了1000毫克/立方米的浓度,约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空气质量浓度标准的一百倍!史上第一次,通过发布的监测数据,居住在这个区域的人们目睹了PM2.5污染指数像火箭发射一样直线冲高。对于居住在京津冀地区的人们来说,那是充满了恐惧和悲哀的几天,关于健康的担忧集体爆发。政府公开发布了空气污染警报,告诫居民待在室内,不要进行剧烈的运动,学校停课。绿色和平的志愿者们走上街头向行人派发防PM2.5口罩。站在街上,我连前方五十米的建筑物都看不清,而即便戴着口罩,我还是为自己的健康而担忧。

官方报道,在那连续四五日的重污染天里,医院的呼吸科人满为患,儿童医院里挤满了患儿,而空气污染也诱发了大量的心脑系统疾病病发。我认真地扪心自问,这样的北京,我还愿意待吗?我知道还有许多人也问了自己同样能够的问题。在1月的污染爆发之后,许多的外国人离开了北京,甚至离开中国。但是对于家在京津冀,家在整个东部空气污染严重地带的中国居民来说,离去是一个无法负担的选择。他们为自己的未来而担忧,而这份担忧直接传导到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

当灾难性的污染侵袭京津冀时,它也对政府针对空气污染议题的看法产生了超预期的影响。污染之后,举国进行了激烈的污染来源辩论,在随后召开的全国两会期间,该从哪个方面着手治理空气污染也成为了讨论的重点。七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提案组提交了关于空气污染严重地区实行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的提案,对煤炭的声讨也不再是绿色和平一家之言,而成为了从政府高层到主流媒体的共识。如果说,面对空气污染,可能之前政府还存侥幸心理希望通过末端治理等治本之策来缓和,这次灾难性的污染爆发之后,政府内部终于达成了共识——能源结构调整是根本,污染治理需要更高层的力量出面推进。

2013年的4月,通过政府渠道,我们终于听说,一份以能源消费控制为治污核心措施的行动方案,正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之间进行讨论,区域协调和省市煤炭消费减量将被纳入进来。

2006年北大实验组对北京大气PM2.5来源解析图

艰难的谈判——如何用空气来撬动能源结构调整

谁都没有预料到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博弈竟然会如此的艰难。关于行动方案的内部讨论竟进行了长达五个月之久,而讨价还价的重点在区域煤炭消费控制上,这也正是中国清洁空气行动的重中之重。是否控制煤炭消费就是控制经济发展的辩论也此起彼伏,被逼向死角的一些地方政府和利益相关方不断地强调着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好几个月以来,这场高层之间的内部讨论进展缓慢,一些信号也释放出来:讨论的推进需要公众持续的施压,方能逐个说服利益相关方退步。再一次,联合的公众力量显示了它的威力。来自政府内部的专家公开地联名呼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煤炭消费下降救空气;能源专家在各种途径里积极地沟通煤炭消费到顶甚至下降的可能性;绿色和平也在此时再次发布区域煤电厂空气污染及健康影响报告再次呼吁区域煤炭消费控制对公众健康的益处;而媒体几乎是从各个方面将谈判的艰辛和障碍分析了一遍。联合的公众力量在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着一个声音:减煤治空气!

备受瞩目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终于在多方努力下顺利出台,计划要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到2017年争取煤炭消费零增长,PM2.5浓度五年后要分别下降25%20%15%左右。呼应着这份纲领性文件的,是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各自的行动计划,这几个地区均各自宣布了五年煤炭消费减量目标。北京,五年内煤炭消费下降一千三百万吨,并将做到全市发电无煤化;天津,五年煤炭消费下降一千万吨;河北,这个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将削减四千万吨煤炭消费来治理空气;山东,中国最大的煤炭消费省份,将力争五年削减两千万吨煤炭消费。

山东、山西、内蒙古三省煤电厂污染排放贡献的PM2.5浓度值[1]

这是一个有着划时代意义的决定,甚至有可能使中国的能源消费走向另外一条路途。这也是第一次,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东部区域或将目睹煤炭消费的下行。这个下行,不仅会带来空气质量的改善,更是会对全球抗击气候变化来带不可估计的积极影响,我为这样的可能性感到兴奋不已。我更期待,有更多的省市加入到减煤治空气的行动中来,尤其是在中东部区域,在那个我称作家的城市。

空气污染议题的发展是一副公众担忧改变中国能源消费的途径。它印证了伟大的变革往往有着微小的开端,是由绝地中滋生的希望。但更多的,这是一场公众力量的胜利,一场公众对于蓝天渴求的胜利。



[1]《山东、山西、内蒙古三省燃煤电厂造成的健康损失评估》http://www.greenpeace.org/china/Global/china/publications/campaigns/climate-energy/2013/lujinmeng-coalplant-health-rpt.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