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路线是经过谷饶从北面的南阳进入。出租车司机在南阳镇外就不肯再走，理由是“正在举办文化节的南阳实行了交通管制，过不去”，我们只好换乘三轮摩托继续前进。进入南阳才知道，所谓的文化节其实是全镇的祭祖活动：所有的镇民都把自家祭桌摆在路旁，满目都是供品和香烛；各式车辆在道路上艰难的移动，化了妆的年轻小伙穿插于车流间沟通着祭祖仪式的细节。据说潮汕人相当注重宗族观念，所以祭祖就成了他们相当重要的一个活动，无论在外闯荡还是留在本地，他们都会在祭祖时回到家中参加这一盛事。我们的三轮车在不停的熄火、启动中走了1个小时，终于挤出了南阳镇。

我们在南阳桥停了下来，走进桥边的沿河小路。这条路是贵屿的垃圾堆弃地，朝河的斜坡上堆满了垃圾。路旁能不时看到各种电器配件的残件：遥控器的面板贴纸、小块的电路板、各种塑料壳、散落的电容⋯⋯不时的看到小堆的垃圾在焚烧，浓烟四散。这条路很偏僻，很少有人经过，偶尔开过的载货三轮或者小面包车上，我们总能迎到驾驶者警惕而猜疑的目光。走了大约2千米，一个木头搭的棚子出现在我们眼前，棚内摆放着成排的1米高的塑料桶，一些工人在来回忙碌，熟悉的化学实验室的酸味飘在四周，这无疑是传说中的“酸洗”厂了。我们很容易就注意到了厂边的一大片土地呈现焦黑色，其上一畦一畦的液体自然是浓酸了。黑土旁边，农田里的庄稼还在挣扎着生长，只是，小苗们稀疏而弱小的长势无法掩饰它们的无力和无奈。

走出这条垃圾道，我们奔向姚厝围。途经贵屿镇区，宽阔的路两旁林立了新盖的三层小洋房，较南阳冷清了许多，街上的店铺照常开业，人们忙碌着各自的生计。初入镇区时只是零星的看到筛选塑料的小作坊，当三轮车驶到北林片区时拆解作坊开始批量出现，整街都是门外堆满电路板的小洋房，仔细观察会发现许多工人坐在门栏内的暗处正专注于手上的活儿。不知道是出于防贼还是防拍摄，许多作坊把自己用防盗栅栏裹了个严实。这片街区是全程中空气最刺鼻的一段，焚烧各种塑料后混合的怪味在空气中弥漫。

在姚厝围，拆解的对象多样起来，在简陋的棚屋外打印/复印机、键盘、传真机、显示器、电子琴、电话、稳压器等应有尽有。每家作坊外都有两到五名工人在门外的电子垃圾前露天工作，其中以女性居多，不时看到坐在一旁监工的“小老板”。当我们试图和一个工人交谈时，一个“小老板”忙不颠的出来吩咐：“我爸说这种顾客不接待”。在一个停工中的小棚屋里，我们发现了一台老式苹果显示器，借着商谈购买这台显示器的幌子，我们得以和这家店铺的两位老板交谈。老板很精明，这台不到十寸的破旧显示器，他们要价一百元，并告诉我们这样的货进价一斤4元，二十斤的显示器拆掉卖利润肯定高于一百元。

在交谈中，一位老板说起现在读书是如何的花钱，毕业了工作也不好找，表示还是做生意有前途。他们也说到不同国家的“货”有差别，美国和德国的“货”质量好，虽然价钱高，但是拆解后依然利润丰厚，而如果是日本或者国内的“货”，成色就差了很多。两位老板一直在品工夫茶，他们脱了鞋蹲在椅子上的姿势显得极其闲适，每次冲泡时洗杯、洗茶的工序做的十足。我们也注意到他们用来泡茶的水取自旁边的蓝色塑料桶，一看就知道是从外地买来的饮用水。  

从姚厝围出来，我们转回到北林的外地人聚居地。这片聚居地建在一条已是污黑无比的河流两岸，狭长的小巷夹杂在成片的“下山虎”房屋间。沿河的集市杂乱而喧闹，操着各地口音的人们专注于自己的买卖。看到一间下山虎敞开着房门，我们就敲门而入。光线昏暗的屋内有妇女在用钳子捏直电容器的焊针。向她解释说我们是北京来的大学生，想了解些外地人在贵屿的生活，她很爽快的同意了和我们交谈。

她来自四川，来贵屿已经七八年了（但看起来现在也仅有二十三四岁的样子），在一个做旧电容器加工的作坊上班，生小孩后为了带孩子而呆在家中，做一些零碎活尽力赚些钱。她说自己也知道贵屿的空气很不好，但是“出来打工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因为贵屿的工钱远高于在家乡的收入，所以自己要努力赚钱，攒足了钱再回去。房间的空间很狭小，而且很潮湿，小小的房间里挤了五个人（还有她母亲和三个孩子），居住的条件很糟糕。   从下山虎出来，我们匆匆的踏上了归途。回想这一天，从来没有觉得电子废弃物的威胁比今天离我更近过，也从来没有比今天更认可自己曾经的参与和努力的价值。在牺牲环境发展经济的普遍范式中，贵屿只是普通一例；然而在产品生命周期管理受到普遍关注、电子产品消费量指数级增长的当下，贵屿的出现以及如何使它良性的发展就有其特殊的意义。我想，使更多的人知晓电子废弃物的问题，使企业承诺不再使用有毒材料，促成政府建立相关法律，GP的努力一定能带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