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韻琪 - 綠色和平項目經理
本文亦刊登於明報 (2012年9月28日)
過去3個月，香港社會何其熱鬧，爭議的議題此起彼落。反洗腦、反一簽多行、反水貨客、反新界東北規劃等等，民間的情况有愈趨劍拔弩張之勢。強烈民意與民怨背後，反映出來的是回歸以來社會上下甚少有機會觸碰一些非常值得討論的課題：我們對香港的未來有何想像呢？我們需要怎樣的發展？這種發展又是為了誰、正在推動什麼的價值與論述呢？這場覺醒運動，令人驚訝的原來是我們對這片土地認識得實在太少，想像得太狹窄。
在不想「被洗腦」與「被規劃」的氣氛下，我們開始思考社會的可能性與出路。當官員們也不能清楚地回應社會對現時方案的質疑，包括到底是為着「深港融合」或是本地住屋需求，而一連串的關鍵數字如市區住宅土地的數字與農地保育面積等仍是含糊不清的時候，當下需要的是社會上有足夠的討論與尋求共識的空間。
土地與地產
特別是，根據政府現時的方案，3個「發展區」共收回787公頃土地，只有約兩成，即167公頃被劃為住宅用途，當中兩成土地為公營房屋，餘下八成則屬低密度的私營住宅。同時，當細看這787公頃從何而來，會發現約四成，即近300公頃受影響的土地為農地，而當中常耕地面積仍有102公頃。可惜，政府現時只預留位於塱原南北兩塊共45公頃的土地，以及虎地坳村一塊9公頃的土地，合共54公頃的土地，讓受影響的農民「復耕」。根據長春社的資料，魔鬼細節在於塱原的農地空置率只有5%，即只有不足3公頃的空置土地；另一方面，虎地坳村的9公頃土地實為池塘，要農民填平整理後才可作種植之用。因此，實情是政府欲以不足3公頃的土地以「彌補」所失去的102公頃農田。
這能印證兩點：（一）民間社會與輿論批評「發展區」並不能回應嚴峻的住屋需求不無道理，因為大舉收回的土地仍主要落入地產商手中，又有多少等待上樓的人真正負擔得到呢？（二）新界東北作為香港歷史至今農業主要地帶，隱含着邊防、農業生產、生態保育（包括物種多樣性、食品安全等）的功能，但在現時的方案中農地卻是首當其衝。試問政府如何能將102公頃的常耕農田轉移到另外3公頃的土地上「復耕」呢？農地被連根拔起之後，香港的整體損失又豈止農地被鋪上石屎？要求繼續耕作的村民、農民以至支持香港應保留農業的市民，又豈能接受政府對本地農業的糟蹋？
數字背後，讓我們更清楚政府對未來的想像，或許仍只停留在80年代工業陸續北移的階段，香港得靠地產與金融撐起大部分的經濟活動，農業「自然地」會被邊緣化，土地被佔用，小農戶難以維生，或索性跟隨北上之風，於廣東經營菜場，面向更大的消費市場。但是，他們的集約化農作模式又必須大量依賴化學物品（如農藥和化肥），毒害環境與健康；城市消費者（特別是香港消費者）則以為有錢就能買到食物，對食物、土地和農業愈來愈疏離、沒感覺。
農業之於城市的未來
這似是農業在工業化、城市化，以至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必經之路」，但亦從此種下禍根。土地剩下的只有蓋房子和樓市地產的「價值」，忘記了土地根本的意義在於大地的生產，即萬物賴以為生的各種農耕與農業產出。如此走下去，我們失去的不止是農業或本地「特產」，更是這條與土地相連的紐帶，所謂生態保育或可持續「發展」也與我們絕緣。
正如本地的農業團體指出，亞洲鄰近各國家及地區包括新加坡、台灣、日本與韓國等，她們皆有清晰的農業「自給率」指標與相關政策，不僅有效緩衝國際糧食價格的波動對民眾生活的影響，也同時創造就業機會與經濟增長。更重要的是，農業對社會帶來的「多功能」作用，包括城鄉互動、多元生活（如假日農夫或城市農耕）、關顧健康（自然與人類）的有機飲食，以及讓社會有能力跨越高污染的城市發展單一路徑，逐步朝向生態友善的進步軌迹。
我們能有這樣的想像嗎？說到底，現時政府一方面未能有力地闡釋到底是次規劃如何能急市民「上樓」之急，整體上亦未能拿出一個「服眾」的規劃方案，特別是在犧牲本地農業（與其內在意義）的基礎上大興土木，以現時的社會與政治氣氛，難道政府仍以為有條件硬闖關嗎？相反，政府絕對能夠以「時間換取空間」，先別着急替新界東北如何規劃貼上封條，卻要把握當下社會上這股對土地與未來價值的覺醒和討論，重新診斷香港現時的各層次矛盾、問題與危機，與民共議，醞釀共識後再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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