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辦人Rex Weyler系列】用相片導航，帶你回顧綠色和平起航的那些年

1974年至1982年間，我在綠色和平擔任攝影師，為不同項目作影像記錄。以下是一些當年拍下的相片和一些回憶。

關於作者：

Rex Weyler是綠色和平基金會的元祖總監，機構第一期會員通訊的編輯，並且是1979年成立的綠色和平國際辦公室的創辦人之一。Rex是作家也是生態學家，發表的文章，旁徵博引，讓人省視行動主義、環保主義的根源，以及綠色和平組織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開初我們會在教會、咖啡店、酒吧或是家裡的廚房會面。直到1975年，我們和溫哥華的另一個生態組織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Environmental Collapse（SPEC）共用這個狹小的辦公室，亦在這組織首個反捕鯨項目。辦公室主要由Bobbi Hunter營運，裡面只有一個電話、一塊告示板和當桌子用的一塊長木板。我們通常在對面街的酒吧會面，就坐在樓上窗邊那一枱。如果辦公室接到電話，Bobbi會叫向對面街通知我們，然後要接電話的人，就會馬上跑回辦公室。當時，沒有人是受薪工作，所有人都是義工。

這張1975年反捕鯨項目的相片極具代表性，相片的黑白版本當年刊登於世界各地的報章。在計劃反捕鯨行動之初，我們其中一個目標，就是要改變大眾對捕鯨的看法。此前，大眾對捕鯨的印象與小說《無比敵》（Moby Dick）掛鈎，故事中勇敢的船長坐小船出海對抗凶猛、海怪般的抹香鯨。但現代捕鯨業真實的畫面，卻是巨型船隻發射捕鯨魚叉，獵殺脆弱的鯨豚族群。這張相片帶來視覺震撼，有助扭轉大眾對捕鯨的觀感。

照片攝於1975年6月27日，我們在加州海岸對出50英里的門多西諾嶺（Mendocino Ridge），遇到俄羅斯捕鯨船的第一天。當天我們瘋狂地工作，一直到黃昏，才開始感覺到目擊大屠殺後的心痛和創傷。

來自日本的Taeko，可說是1975年在反捕鯨項目的船員之中，最有經驗的環保行動者。她曾協助日本水俁市水銀中毒的受害者。窒素株式會社於水俁市的化工廠排出有毒污水，導致當地超過2,000人死亡，數千人終生受病魔折磨。Taeko亦曾於東京帶動一個「清新空氣」項目和反對東京新機場摧毀鄉郊社區的抗議。

Mel則是個愛動物的溫哥華音樂人。他養了一隻叫Fido的蜥蜴，也會保護蜘蛛，甚至阻止陌生人殺蜘蛛。旅程中Mel嘗試用水底喇叭，奏音樂給鯨魚聽，並記錄下牠們的反應。

1974至1978年間，Bobbi為綠色和平基金會的首席籌款人和辦公室主任。她也是1976年反捕鯨項目的船員，那次我們首次成功徹底截停一艘捕鯨船，並令他們停止捕鯨。在1970年代，辦公室和項目團隊成員的角色可以互換。我們相信行動者得能夠勝任各種工作，不論是辦公室的、面向公眾的或是項目有關的工作。我們努力令有志走上前線的辦公室同事，都有機會參與項目行動。反捕鯨項目期間，Bobbi差不多每天都用航海通訊聯絡溫哥華的同事，跟進和處理項目的預算及物流工作。

我們和大部份捕鯨船船員（但可能不包括管理人員）都發展出友好關係。進行不同的生態項目時，我發現大多數我們有意處理的生態問題，都對他人的工作和居所有所影響。顯然，社會要進行生態轉型，必須對從事有害工業或軍事工業的員工提供支援。這項挑戰至今仍然存在：要解決生態危機，代表要徹底改寫整個經濟體系。

鯨魚在甲板上被分屍，船身一條喉管內不停排出的都是血。鯊魚跟貼著漁業加工船，這個「海上屠場」的血腥惡臭，令我們都感到噁心。

大海波浪起伏，要在行駛中的小艇上拍照極之困難，我們都掙扎了好一陣子。在1975年，我們悟出了一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繩綁在船頭再纏腰，人站在船頭，再微微向後傾，這樣雙腿和繩就會形成一個「腳架」，雙手不用扶著任何東西也可以站得穩。

相片攝於加拿大掃雷艇「James Bay」號上，船隻用於1976年和1977年的反捕鯨項目。在沒有互聯網的年代，我們無法在船上把消息或相片發送出去，一切只能靠航海用的無線電。我和後來成為綠色和平主席的Bob Hunter，會用無線電聯絡相熟的報社，將我們的故事讀給編輯聽，編輯則抄寫記錄。要發照片的話，就得待回岸、沖曬好菲林，再傳送給通訊社。

Hunter的「mind-bomb」社會變革理論，認為改變社會最快的方法，是以圖像和故事作為「思想炸彈」，讓它在人們的腦海中造成爆炸性的衝擊，引人反思。他認為綠色和平的目標，應該是以思想理念去感染他人：我們都是大自然的子女，地球上其他生物都是我們的「親友」，大家都有責任去保護大自然，而細節則留待他人自行發掘。

Bree是個行動者老手，她拯救了溫哥華一片棉白楊叢林，在1976年協助組織反獵殺豎琴海豹項目，同年反捕鯨項目中則幫忙安排機房當班更表。機房當班是任何船隻上的一項重要工作。該項工作每次需約1小時，每天進行兩次。負責船員要檢查船隻的油壓數字、燃油泵、冷卻液溫度，檢查機器有沒有損耗或出現裂痕，操作艙底泵和保持機房清潔。船隻其中一項最大的危險就是機房失火，被忽略的燃油，很容易會被機器的火花點燃。

大眾較熟悉的綠色和平媒體照片，都是關於項目行動者在前線作出明顯有力的對抗。但其實每位爬上大樓或阻擋捕鯨船的行動者背後，都有過百名義工，不懈地做一些大眾看不見、看來沒那麼光彩的工作，而這些都是項目成功不可或缺的。

照片拍攝的6天前，Mel Gregory、Caroline Keddy和我遠道去到柏克萊的音樂俱樂部Keystone Club，用我們的方法走進後台，在那裡認識到願意幫忙做慈善演唱會的Garcia。打後的短短5天，我們取得許可証，又開車到50英里外三藩市北部拜訪一位演唱會監製，然後在碼頭搭起舞台、音響台和技術人員的工作間，再將船變成後台；然後開始賣票，並走訪電台宣傳演唱會，再將所有票都賣光。那時我們常常都財政緊拙，要在項目進行的途中籌款。那次演唱會籌得20,000美元，足夠我們為船隻加油和添置糧食物資，再出海找捕鯨船隊。

沒有John Cormack船長，可能就沒有今天的綠色和平了。1971年，他同意用他的66呎漁船，帶我們的成員到美國阿拉斯加州阿留申群島（Aleutian Islands）的核試場；又在1975和1976年帶我們出海反捕鯨。

船長Cormack和Bob因為綠色和平的項目結緣，發展出一份深厚的「父子情」。Bob於6歲喪父，而Cormack和妻子Phyllis則沒有子女。Cormack就好像Bob的乾爸爸一樣，Bob亦非常尊重這位「父親」。Cormack可說是位嚴父，他對船員工作和態度的要求都非常嚴格。我們一直跟他學習，亦很愛戴他。

相片拍攝的3年前，我（因為反戰立場）拒服兵役並離開了美國，所以當我們進入三藩市去跟捕鯨船對抗時，我有擔心過自己會否被拘捕。但很驚喜地，聯邦探員沒來找我，反倒是我婆婆來找我了。我的外婆Elizabeth Goodwin為我的人生帶來很多靈感，她常常鼓勵我要跟隨自己的心和價值觀而行。

這是阿姆斯特丹市中心98 Damrak大廈的天台，綠色和平在荷蘭的首個辦公室就設於該大樓。當天，原本的綠色和平基金會，將其名字及機構所有權利，委託給一個國際委員會，代表成員來自加拿大、美國、法國、英國、荷蘭、丹麥及新西蘭，澳洲及德國的代表其後加入。來到今天，綠色和平在全球55個國家及地區中，設有26間全國或區域辦公室。

1972年，加拿大鯨魚科學家Paul Spong遇上剛出版《A Whale for the Killing》的作家Farley Mowat，並了解到全球的鯨魚數量已接近崩潰。Spong於是接觸綠色和平，希望用出海對抗的方法，阻止捕鯨。我們當時認為反捕鯨項目，有助帶動全球生態運動。就這樣便展開工作。對我們來說，當時一切都很平常，就是另一個生態項目。但回想起來，正正是透過反捕鯨，綠色和平似在向全球宣告，我們願意以將人類置於險境，去保護其他生物的生命，而這將會帶動全球生態運動去拯救地球。

1975年，我們乘坐漁船「Phyllis Cormack」號出海尋找捕鯨船。當時的我們，對捕鯨的認識還不夠深。我們沿加拿大西岸一路向北，去到夏洛特皇后群島（Haida Gwaii）的最南方，在昆吉特島（Kunghit Island）的Rose Harbour發現了一個荒廢的捕鯨站。

Rose Harbour是5個捕鯨站的其中之一，曾於當地處理的鯨魚包括藍鯨、長鬚鯨、座頭鯨、塞鯨（Sei whale）、抹香鯨、露脊鯨（Right whale）、黑鯨（Gray whale）、小鬚鯨（Minke whale）和貝氏喙鯨（Baird's beaked whale）。Rose Harbour的海灘上，仍可看到被棄置的捕鯨魚叉、生銹的絞盤和鯨魚骸骨。走在海灘上，就如踏過一場慘仗的殘骸，一切都在提醒我們，人類工業對大自然的掠奪是有限度的。

加拿大受歐洲殖民管治前，原住民包括海達族（Haida）、因紐特人（Inuit）和一些其他部族，世紀以來一直以可持續發展的方法捕鯨為生。反觀現代的捕鯨業，卻只維持了61年。加拿大西岸的捕鯨業由1905年開始，到1967年便告終。其間超過25,000條鯨魚被獵殺，因為鯨魚數量急降，捕鯨業亦隨之沒落。

那是1975年5月，我們在進行第一個反捕鯨項目期間，途經偏遠的三角島（Triangle Island），向著Dellwood Seamounts進發，想著可能會在那邊找到捕鯨船隊。我們用了一整個早晨，在大風中準備出海「歷險」。

這相片提醒著我，自然生態環境對我的意義。那個信念至今仍然未變：要保護地球上的野生物種，令其不被人類騷擾。那次最終我們都沒找到捕鯨船，但至少我們慢慢開始成為一個合格的船員。

1975年首次真正跟俄羅斯捕鯨船對峙後，我們航行兩天去到美國三藩市，上岸後曬相並將照片發送給通訊社。當年仍未有互聯網，我們無法從船上將相片發送出去。船一泊岸，各大通訊社包括合眾社、美聯社、路透社等，都向我們拿照片。最終我們和美聯社協議，會用他們的工作室曬相，而照片則所有通訊社都可使用。當晚，我們的16mm菲林，就在美國CBS新聞見街。

第二天的早晨，我特地早起，一起來便馬上外出去找報紙，看看有沒有刊登我們的照片。想當年，照片能登上「頭版上半」，等於今天登上Google搜尋榜榜首一樣厲害。當我看到我們的捕鯨船照片登上了《三藩市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我馬上用相機留住這一刻。之後，我陸續看到我們的照片刊登於全球各大報章。今時今日，相片靠互聯網轉眼就可傳遍全球，可能有點難以想像我們在1975年時的感受，那種努力了兩年終有所成的成就感。此後，綠色和平不再一樣：本來一個加拿大小小環保項目，開始邁向國際。

1975年，我們首次跟俄羅斯捕鯨船隊交鋒。1976年，我們成功截停了這艘捕鯨船。第一年，對方在我們頭上發射250磅重的爆破魚叉，並殺死一條雌性抹香鯨。那次的影片和相片傳遍全球。顯然，蘇聯當局有傳話，要船隊避免衝突；所以到下一年，當我們嘗試阻止他們捕鯨時，船就直接停下來了。

我們為這反捕鯨項目努力了3年，大家都筋疲力竭，荷包亦都「乾塘」，要靠借貸繼續撐下去。靠近終於停掉的捕鯨船時，Bob熱淚盈眶。他伸手觸碰那充滿鏽跡的捕鯨船船身。那是歷史性的一刻，是我們努力了足足3年，夢想終於成真的一刻。

這可算是我參與過的項目中，最令人心痛的一個。我們在加拿大東部拉布拉多省（Labrador）的海岸對開，阻止人類獵殺只有數星期大的豎琴海豹寶寶。豎琴海豹寶寶雪白的皮毛，在時裝界非常值錢。多年來，工業規模的挪威船隻會駛到浮冰帶，用棒打海豹頭部的方法獵殺牠們。我在直升機上拍下這照片，拍下這片被蹂躪的「海豹育嬰所」。初生海豹的叫喊聲，跟人類嬰兒的痛苦哭聲非常相似，聽得我撕心裂肺。我們大多數人，都是流著淚離開。

這項目令我們跟一些為挪威皮草公司打工的紐芬蘭人起了衝突。及後，部份靠獵海豹為生的加拿大原住民，也因海豹皮草最終在歐洲被禁，而致生計受影響。綠色和平向他們致歉，並承諾會盡量避免打擾原住民的海豹打獵。但我們在拉布拉多省的行動，拯救了無數隻海豹，令過千隻海豹寶寶得以在大自然中成長，令豎琴海豹不至絕種。

反核聯盟Clamshell Alliance為反對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Seabrook的核電站，於1976年成立。我和當時有份記錄反核運動的攝影師Lionel Delevingne成為朋友，並在1980年夏天一起前往Seabrook。約3,000名行動者到達當地，有的剪鐵絲網圍欄，有的阻止運送核反應堆安全殼。拍下這張照片前，警方剛發射催淚彈企圖驅散。

在切爾諾貝爾核電事故發生的約10年前，Clamshell Alliance以愛因斯坦的建議「將核能的真相…帶到村莊的廣場」感染全球的綠色能源行動者。及後發生的切爾諾貝爾核電事故、福島核電廠事故，所帶來一直未能解決的核廢料問題、核輻射、開採過程的碳成本等，都進一步肯定核能並不是和平或綠色的能源。

1981年1月，我們在綠色和平溫哥華辦公室工作時，Rod Marining在報紙上看到有石油財團計劃安排一艘運油輪，駛到加拿大大陸與溫哥華中間的薩利希海（Salish Sea）。石油財團聲稱那將「只是測試」，數天後運油輪會載著水試航，目的是要展示在該海域興建油庫是安全的。

當我們在討論有甚麼對策時，當時的辦公室主任Julie McMaster隨口說：「為甚麼你們不也做一個阻截他們的測試？」我們都大笑起來。對的，那正好。於是我們對外宣佈，將會在那天進行一個阻截超級運油輪的測試。我們安排船隊分別由溫哥華、維多利亞及西雅圖出發駛往彎迪富海峽（Juan de Fuca Strait）。我們成功截停運油輪，繼而被美國海岸防衛隊拘捕。被帶上華盛頓碼頭時，我們對媒體說，那截停行動只是測試，而現在我們得去測試當地監獄了。當地警察看似和我們同一陣線，對我們很友善，並替我們買了大袋三文治作晚餐，然後放在囚室的桌上說「測試這些吧」。

那次的阻截行動，可說是我最喜歡的行動之一，因為整個概念是如此隨意又自然地從我們的辦公室主任口中誕生。我們只用了數天去安排整個行動，近乎沒怎用錢。而那種「只是個測試」的幽默，似乎帶著我們完成整個行動，更令我們贏得民心和政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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