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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氣候危機:公民不服從之用

作者: 綠色和平國際辦公室的創辦人之一Rex Weyler

編者按:世界紛亂,全球暖化,我們必須行動。此文原刊於國際綠色和平網頁的專欄文章,作者Rex Weyler 與綠色和平淵源極深,是1979年綠色和平國際組織的聯合創始人。Rex 透過文字,追溯並反思行動主義、環保主義及綠色和平組織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文章10月初發表,抒寫他對公民不服從的信念。

甘地,1920年。 © WikiImages

歷史告訴我們,奴隸、性別歧視、生態災難等問題,單純從道德層面解說其不公義,絕不足夠。事實上,不公義就是讓少數擁權者得益。暴虐的政權,對理性和道德的真相,毫不在乎。舉例,今天九成九的科學家確認全球暖化是源自人為碳排放,世界各國政府卻依然聽從受益化石能源企業而否認氣候變化的持份者。

因此,策略而言,邏輯的作用有限。輿論嘩然才能彰顯真相,甘地時代的印度、曼德拉的南非如是,今天全球的生態危機亦然。

要改變社會,行動者必須找途徑將真相帶上公眾舞臺,讓人們不由得説出他們的故事。說故事的動力,邏輯之上,更要戲劇和人物的張力,還要行動決心的畫面:甘地海岸採鹽、Rosa Parks 拒絕巴士上讓座、貴格會員(The Quarkers) 將船駛入核試區,或者綠色和平以船艦直接阻撓捕鯨者捕鯨。

一年前,環保組織反抗滅絕 (Extinction Rebellion) 的行動者癱瘓倫敦5條大橋和BBC的錄影廠,要求該公營廣播機構對氣候和生態危機「講真話」。今年春天,他們圍堵中倫敦部分地方達11天,導致超過1,000市民被捕。2019年10月7日,該組織展開了「國際抗滅行動」。

去年,通貝里(Greta Thunberg)由罷課到在瑞典國會外抗議;及後,她在聯合國的COP24氣候會議中,告訴波蘭的與會者:「假如體制內找解決方案如此困難,我們何不改變體制。」

今年9月20和27日,受通貝里啓發的全球氣候抗議行動,有多達185個國家、760萬年輕行動者參與,還有超過73個工會及3,000個商業機構。急劇爆發的公民不服從和公眾行動,意味對於氣候、生物多樣性下降、合成毒素,乃至廣義的生態危機的關注,大眾反應的重大改變。

編輯自網上圖片

追溯歷史,公民不服從(公民抗命)為何出現

現在難以想像,但回想1970年,除了保育人士為了保留公園或關注廢物之外,社會鮮有廣泛可見的生態運動。綠色和平由爭取和平與公民權利的行動者創立,以創建一場全球的生態運動為目標;當年我們已經知道,單純的生態科學論述是不足夠的,必須從更深層的情感層面與公眾互動; 人們需要感受問題,而非僅僅理解其邏輯。

身處1970年代,我們發現要拆穿世界的敘述方式内的謊言,就要找來新的敘事方式打破格局。當年的工業和金融精英聲言自己在創造財富,事實是他們在破壞為地球提供生機的生態系統財富和健康的環境資源。產業主義每每受到生物物理的限制,這些限制不一定人人受落,卻真實且比比皆是。我們就是要尋求新的敘事方式,說明萬物生命必須尊重。

1979年第一次綠色和平國際會議,參加者聚集在荷蘭在阿姆斯特丹辦公室的屋頂露台上。
© Rex Weyler / Greenpeace

1975年,與其作出生態科學的論説,我們選擇駕駛小漁船 Phyllis Cormack 號越洋去與捕鯨船隊對質。我們一度阻撓捕鯨者,並帶回來畫面震撼的圖像:屠殺、血染的海水、年輕的男女守護鯨魚、為產業掠奪的腐爛機器。

新的敘事方式誕生了,並非依賴理性邏輯的解說;新的生態運動,透過行動者說出更有血肉的真實故事而誕生。而我們以非暴力的直接行動說出故事。

1976年綠色和平在北太平洋的抗議捕鯨行動,向俄國船員展示標語,鯨魚垂死的圖像加上”Nyet”,即不的意思。 © Rex Weyler / Greenpeace

如果我們活於一個受制於邏輯和道德真理的社會,直接而非暴力的行動可能不管用,但事實並非如此。這個世界由金錢和權力管控,兩者皆由一小撮精英把持,而令大多數人和整個自然受到損害。

歷史告訴我們,權力讓人腐化。有權力的人會把玩他們的權力從而獲取更多。權力永遠不會自願放棄權力。

擁權者可以且會否認他們對人性和大自然所作出的罪行:雪佛龍 (Chevron) 否認他們以有毒石油廢料讓厄瓜多爾的社區陷於絕境。孟山都 (Monsanto) 否認他們的有毒殺蟲劑令人患癌。石油業今天也否認他們知情:碳排放導致全球升溫。

今日年輕人的直接氣候行動將他們的謊言曝露出來。一旦我們改變向公眾的敘事方式,尊隨當年的甘地、孟德拉、貴格會員的步伐,我們就踏進一個可以我們的實力、真相、正義、群眾力量而戰的戰場。工業和金融精英可以與我們爭論,其實到今天還是,但一旦我們扭轉敘述的方式,說真誠的故事,而非當今掌權人的欺詐故事,即使他們爭論,也不能改寫我們的新敘事方法了。

2019年9月27日匈牙利布達佩斯年輕人參與全球氣候抗議。© Bence Jardany / Greenpeace

英國人不能抹掉他們曾經在印度所行的暴行,甘地讓世界知道了。美國和南非的種族主義者的不公義和殘暴同樣抹不掉,多得公民權力行動。這就是道德角度的敘事手法顯示的力量,以非暴力的直接行動達成。

大衛對歌利亞

回顧歷史,當公民在私人層面與政府、帝國、銀行、貴族、企業對抗,爭取公義,他們對抗的一方,正因不公義而得益,他們因為權力的傾斜而受惠。今天的環境公義運動,面對的也是有如擁有軍勢的企業掌勢一方,他們擁有大部分的錢財、壟斷官方暴力、控制大多數主流媒體、具有間諜和滲透能力,並通過恐嚇和貪腐獲取大眾支持。古往今來由王國到現代公司,這一切皆是強大政權的典型做法。

在此情況下,相對較弱的人們,必須找出對抗策略,以避開對手的優勢,克服自身的局限,善用自己有限的優勢,與此同時,將問題昭告天下。

平民百姓沒有金錢和權力,我們有的是什麽?
道德真理、彼此的力量、創意、共同社區的真正財富、真誠的道德引導;
不存私利,為道德真理而努力的決心,我們且有講述自己故事的權力;
敘事的力量,以揭示殖民者、掠奪者、壓迫者的欺詐性故事;
在我們這個時代,欺詐性的敘述,包括對經濟正義的欺瞞,否定氣候的直接欺騙,就是企業精英的技倆。

綠色和平中東與北非辦公室與黎巴嫩塗鴉團體 Ashekman 合作,支持當地的年輕人氣候行動,以畫像道出「改變你的氣候」的訊息。© Roland Salem / Greenpeace

何解非暴力?

縱使我們自己大概都會堅持非暴力的理念,不要侵害人身或財產,但行動者好可能會因受騙、不公義和變革步伐太慢而感到沮喪。我自己多次怒火中燒,有時就會想到莎士比亞《凱撒大帝》中的對白,沮喪的指揮官安東尼(Mark Antony)道出世界如是:

啊,正在流血的大地,請原諒我,
我對那些屠夫太溫順太溫和了!
(O, pardon me, thou bleeding piece of earth,
That I am meek and gentle with these butchers!)

然而,一次又一次,我們還是保持非暴力。我們將憤怒吞下,以和平的方式抵抗。要成功以到的真理述說故事,我們一定要保持絕對的和平,讓我們直接行動當中保有力量。

掌勢的精英會利用暴力耍手段,一丁點的暴力,他們都可作為藉口,向人們施行更大的壓迫。我們知道,道德尊嚴不見得場場勝利,但以同理心與愛行事,直接行動就可吸收比金錢和暴力方法得取更大更遠的能量。

我曾身陷囹圄,我被譏諷恥笑,我受過恐嚇、監控,全部都是我自傲的經歷。每次遭遇讓我領略到,自己有力量去抵禦暴力和金錢的勢力。每次當權者對壓迫或暴力反應過激時,我知道我的謙虛行動,暴露了他們的欺騙手段和不受約束的黑暗不公正行為。

Rex Weyler 2018年加拿大參與一場撐原住民的氣候行動時被捕。© Rogue Collective / Greenpeace

而當他們以暴力和壓迫回擊,他們的惡行,昭然若揭。甘地和貴格會給予我們最好的教材。 Rosa Parks 和曼德拉也給予我們最好的教材。

假如邏輯、常識常理、日常的尊重足以改變世界,我們就無需直接行動。不過,歷史告訴我們日常的尊重要在行動帶出,常識常理要大家有待人感,道德邏輯需要可見的證據。這些價值需要一些說法打入人心。人們渴望建造一個更公正的世界,就必須以和平直接的行動連結,否則真相不會彰顯。

 

作者簡介:Rex Weyler是原始的綠色和平基金會的董事,組織的首份新聞通訊的編輯,他也是1979年綠色和平國際組織的聯合創始人。Rex 透過文字,追溯並反思行動主義,環保主義以及綠色和平組織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文中的意見純屬他個人立場。

原文:Why civil disobedience wo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