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消息

Homepage主頁

如何支持

專題報導 氣候
5 mins

福島十年,毋忘我們的無核理想──綠色和平團隊跨地對談

作者: 綠色和平

福島311核災,十年未忘。綠色和平東京辦公室心懷災民安全回家的期許,定期檢測輻射水平,同時促請當局銘記教訓,盡快發展可再生能源;東亞分部則長期派員支援,連結區域力量要求妥善處理核廢水。藉着雙方今年加強合作的契機,我們邀請3位參與福島項目的成員──東亞分部研究調查部經理Ray Lei、東京辦公室氣候及能源項目主任鈴木一枝(Kazue Suzuki),以及首爾辦公室氣候及能源項目主任張海榮(Mari Chang)漫談回憶、展望將來,邁向無核理想。

Ray: Ray Lei
Kazue:鈴木一枝
Mari:張海榮

問:你在福島項目扮演甚麼角色?

Kazue:我在2011年5月開始全職投身福島項目。當時日本政府有意推展復課,但很多家長依然擔心核輻射風險;因此我們開始倡議工作,促請當局在「避難指示區域」(evacuation area)以外、輻射讀數仍遠超安全水平的地區,進一步疏散兒童及孕婦等高危人士。

Mari:目前我是首爾辦公室核能項目的主管。最初加入綠色和平時,我負責統籌「淘汰煤炭融資」項目,因自己對核能項目深有共鳴,後來便兼顧雙線工作。

我們很需要與東亞分部各方團隊互相交流,才能發揮最大聯乘效果;與專家緊密合作亦同樣重要,確保我們準確傳達具科學基礎的真相。這個項目也不只面向公眾,我們必須和各國決策者保持對話,而我的職責正正包括遊說韓國政府等倡議工作。

鈴木一枝(左)、張海榮(右二)及 Ray(右)2019年10月於福島共同參與核輻射檢測工作。 © Shaun Burnie / Greenpeace
鈴木一枝(左)、張海榮(右二)及 Ray(右)2019年10月於福島共同參與核輻射檢測工作。 © Shaun Burnie / Greenpeace

綠色和平是311核災後最快趕赴現場的機構之一,十年來堅持到當地持續檢測、調查,令我即使加入機構僅3年,已感到非常自豪。我們得以迅速報導現場實況,奠定綠色和平在福島議題的角色,亦使日本政府必須開誠佈公。

Ray:我身為其中一位「核輻射防護顧問」(Radiation Protection Adviser),相對參與更多前線調查,主要負責現場檢測輻射水平,以及個人輻射防護措施。2011年福島核災爆發後,我在同年8月首次踏足當地;恰巧我在2010年11月,考取了「核輻射環境下安全工作」的相關證書。至今,我曾數次回到福島,完成前線培訓及核輻射檢測工作。

十年之間,我見證除污工人忙於在林間與大街小巷清除核污;見證路邊無數裝滿核廢料的膠袋堆叠再運走。我目睹一些家庭迫於無奈揮別昔日家園,另覓他鄉紮根;也目睹溪澗與河流出現再次污染的跡象,這亦是為何綠色和平提倡持續檢測輻射水平,確保受影響居民能夠在安全情況下回家。

支持綠色和平

Ray先後兩次到訪福島時拍攝的同一個時鐘──靜止不動的時針、分針,為福島災後的凝結狀態作沉默見證。 © Greenpeace
Ray先後兩次到訪福島時拍攝的同一個時鐘──靜止不動的時針、分針,為福島災後的凝結狀態作沉默見證。 © Greenpeace

每次身處福島現場,我的感覺均混雜不安與未知,尤其我們都配備了個人警報器,提示當刻承受的輻射量,實在有點不可思議。當年參與核輻射安全訓練時,我從未想過短短幾個月就要置身高危「戰場」,持續暴露於無色無味且看不見的核污環境;不過,我們尚且有個人防護裝備及輻射檢測儀傍身,但同時,有更多僅得有限防護裝備的居民,無日無之承受污染,努力生活。

延伸閱讀:深入現場 至今揮之不去的福島核災

2011年12月,鈴木一枝前往距離福島第一核電廠約60公里的大波市(Onami),檢測當地核輻射水平。 © Noriko Hayashi / Greenpeace
2011年12月,鈴木一枝前往距離福島第一核電廠約60公里的大波市(Onami),檢測當地核輻射水平。 © Noriko Hayashi / Greenpeace

問:你對福島項目有何願景?

Kazue:正因人類總是善忘,我們更要重述福島的故事。日本政府試圖擴展核能以減少碳排放、應對氣候危機,但那絕非出路;我們理應積極邁向100%可再生能源──核電廠的存在本身就有風險,唯一解決方法是摒除核電。很多福島居民都會語重心長地說,他們不想任何人經歷同樣遭遇。

Ray:我衷心祝願福島居民能安然無恙重返家園,回到熟悉的房子與村落,這就是我的期盼。初次到訪福島,整個城市渺無人煙,使我震驚得無言以對;而在距離福島第一核電廠20至30公里的限制區域,時間更像靜止不動。

Mari:我想引入一個韓國民眾關注的焦點──我們認為煞停當局釋出核廢水(用作冷卻爐心以避免進一步過熱熔毀)至太平洋是當務之急。若日本政府未來5年無法解決,將會連帶影響整個「除役」(decommission)計劃,繼而阻礙福島縣復原前路,因此首爾辦公室的主要工作是遊說韓國政府向日本施壓,為了兩地民眾福祉着想,不要釋出核廢水。

綠色和平一直建議核廢水必須妥善處理,直至核輻射降至(對人體無害的)安全水平。

2018年,Ray(左)在浪江町「歸還困難區域」(Namie exclusion zone)現場與除污工人交談。 © Shaun Burnie / Greenpeace
2018年,Ray(左)在浪江町「歸還困難區域」(Namie exclusion zone)現場與除污工人交談。 © Shaun Burnie / Greenpeace

問:你對福島項目的最深刻回憶是甚麼?

Mari: 我想分享一件事。2019年,我在福島工作接近一個月,參與個人首次核輻射調查。雖然知悉潛在風險,但我深深覺得未嘗親歷其境的話,推動福島項目實在有欠說服力。到了行程最後一天,我在東京等候因颱風「海貝思」(Hagibis)延誤的航班回家,就在該天早上忽然決堤,想起所有遭核災徹底改變生命軌跡的福島民眾而哭了幾小時──那是我永誌難忘的早晨。

延伸閱讀:3.11核災9年:東京奧運的理想,康復福島的現實

Ray:我第一次前往福島之時,有超過20位伙伴同行,整個行動的規劃效率令我記憶深刻,也反映了綠色和平辦公室如何發揮跨地域合作優勢,以及同事間有多着緊核能及福島項目。我亦很感謝Kazue和Mari於2019年攜手完成對上一次調查工作,並與媒體一起完成了觸動人心的記錄影片,記錄福島此刻與核污並存的眾生相。

綠色和平東京辦公室聯同當地公民團體去年10月上街請願,反對當局釋出核廢水至太平洋。 © Masaya Noda / Greenpeace
綠色和平東京辦公室聯同當地公民團體去年10月上街請願,反對當局釋出核廢水至太平洋。 © Masaya Noda / Greenpeace

問:疫情期間,你們如何保持溝通與合作?

Mari:我認為疫情未有確實阻礙我們的工作。綠色和平東京辦公室繼續派出調查團隊前往福島,令我們得以發表兩份相關研究報告。而在首爾辦公室,我們不停思考如何善用社交媒體,讓項目訊息接觸更多受眾;即使疫情帶來不少困難,同時驅使我反思如何在變幻莫測的處境延續項目工作,轉危為機。

綠色和平首爾辦公室去年7月在日本駐韓大使館門外遞交8萬人聯署,促請日本政府撤回核廢水釋出太平洋的方案,張海榮亦是行動者之一。 © Jung-geun Augustine Park / Greenpeace
綠色和平首爾辦公室去年7月在日本駐韓大使館門外遞交8萬人聯署,促請日本政府撤回核廢水釋出太平洋的方案,張海榮亦是行動者之一。 © Jung-geun Augustine Park / Greenpeace

Kazue:其實在疫情前,我和Mari均會在網上聊天,所以我也不覺得彼此合作上有甚麼障礙。

Ray:儘管暫時難以見面交流,眼前還有各種未知數,我們積極發掘把現場行動轉為網上舉行的可能性,同時遙距支援報告發表,應對核污水排放太平洋的危機。即使來自不同辦公室,我們彼此共同進退。

問:你最初為何會加入綠色和平?

Kazue:1991年,伊拉克與美國為首陣營爆發波斯灣戰爭,而日本政府竟動用納稅人金錢──即是我的金錢──支持戰爭,令我非常氣憤,很想阻止它卻無從入手。那時互聯網尚未普及,我只好翻開電話簿,查閱名字帶有「和平」字眼的機構;當時我找不到綠色和平,卻參與了另一機構的會議,就在那裡初次認識綠色和平成員。

我很欣賞綠色和平的理念,因為機構不只反對戰爭,同時明確批判國際石油爭奪戰。與其耗費資源開戰,何不投資探索可再生能源──深入探討戰爭根源,令我很想加入綠色和平。這就是我加入的序章!

鈴木一枝2003年在東京一個座談會上分享「為和平而團結」(Uniting for Peace)的訊息。 © Greenpeace / Jeremy Sutton-Hibbert
鈴木一枝2003年在東京一個座談會上分享「為和平而團結」(Uniting for Peace)的訊息。 © Greenpeace / Jeremy Sutton-Hibbert

Mari:這條問題彷彿讓我回到過去!之前我一直投身本土草根運動,未有加入綠色和平的想法,直至有兩件事使我改變念頭。

第一就是「世越號沉船事件」(2014年4月,世越號客輪沉沒,造成超過300人罹難),當中很多遇害者都是學生;那時我認為政府救援不力,同時無形中想起福島核災。然後我在尋找新工作時,發現綠色和平接近半世紀以來一直倡議淘汰核武、核能,並接二連三取得成果,而我很想成為開創解決方案、推動正面改變的一份子,便加入了綠色和平。

延伸閱讀:《禁止核武條約》生效!解讀核武時代步向終結

Ray:我在綠色和平工作了14年,之前是「商業世界」一員。直到某一刻,我自覺需要重新思考職涯規劃,從中尋求對世界更有意義的事業,於是來到了綠色和平。

我參與過無數次涵蓋不同項目的研究調查,也試過多次身陷險境,例如尋找工廠污水渠口抽驗水樣本時被保安追逐驅離。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這就是我工作的一部份。

我深信綠色和平的項目工作確實帶來正面改變,能夠與機構共同塑造更美好的世界,也讓我引以為傲。

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餘波未了,日本政府有意把最少123萬噸對人體及海洋有害的核廢水釋出太平洋。 © Christian Åslund / Greenpeace
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餘波未了,日本政府有意把最少123萬噸對人體及海洋有害的核廢水釋出太平洋。 © Christian Åslund / Greenpeace

問:有甚麼說話想跟我們的支持者分享?

Ray:核能是一項全球議題,我很希望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支持者一起聯署,與綠色和平共同促請日本政府切勿將核污水釋出太平洋;同樣重要的是,解除福島限制區域的「避難指示」時必須保障民眾安全。

Mari:我很認同Ray所說。連同韓國在內,很多國家都冒上龐大風險,繼續營運核反應爐,因此這不單是日本政府的問題,而是全球問題,我們都需要淘汰核能的環境倡議。除了持續關注福島核廢水議題,我們同時告誡民眾,韓國也有可能發生核災,並強調我們擁有清晰、安全的核能替代方案,盡快轉型至100%可再生能源。

而綠色和平得以持續倡議工作,全因你們的財政捐助與行動支持才得以成真。

綠色和平調查團隊雲集不同國家及地區辦公室的專家、成員,定期前往福島檢測核輻射水平。 © Greenpeace
綠色和平調查團隊雲集不同國家及地區辦公室的專家、成員,定期前往福島檢測核輻射水平。 © Greenpeace

Kazue:我想帶你們認識一下資助核電廠運作的幕後「金主」:例如東京都政府就是東京電力公司(福島核電廠營運商)的股東之一,或者看看你開立帳戶的銀行是否榜上有名,東芝(Toshiba)、三菱(Mitsubishi)、日立(Hitachi)等著名品牌與核能的關係亦鮮為人知。我們能夠凝聚力量,向擁護核能的持份者說不──我們還有很多事情做得到。

我很喜歡一句關於環境運動的座右銘:「I cannot do it, but WE can do it.」(「一人力有不逮,眾人相倚為強」;來自環境運動家Joanna Macy)這同樣適用於群眾力量如何與綠色和平在日本、東亞以至全球帶來改變。

我非常感謝所有綠色和平支持者,你們堅定不移的同行,啟發我變得更沉着、更堅定。就如剛才那句話,一個人也許力有不逮,但我始終相信你能與彼此認同的伙伴一同發光發熱。如若綠色和平有幸得到你的信任,我很高興一起為地球平安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