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島十年，毋忘我們的無核理想──綠色和平團隊跨地對談
福島311核災，十年未忘。綠色和平東京辦公室心懷災民安全回家的期許，定期檢測輻射水平，同時促請當局銘記教訓，盡快發展可再生能源；東亞分部則長期派員支援，連結區域力量要求妥善處理核廢水。藉着雙方今年加強合作的契機，我們邀請3位參與福島項目的成員──東亞分部研究調查部經理Ray Lei、東京辦公室氣候及能源項目主任鈴木一枝（Kazue Suzuki），以及首爾辦公室氣候及能源項目主任張海榮（Mari Chang）漫談回憶、展望將來，邁向無核理想。
Ray： Ray Lei
Kazue：鈴木一枝
Mari：張海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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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在福島項目扮演甚麼角色？
Kazue：我在2011年5月開始全職投身福島項目。當時日本政府有意推展復課，但很多家長依然擔心核輻射風險；因此我們開始倡議工作，促請當局在「避難指示區域」（evacuation area）以外、輻射讀數仍遠超安全水平的地區，進一步疏散兒童及孕婦等高危人士。
Mari：目前我是首爾辦公室核能項目的主管。最初加入綠色和平時，我負責統籌「淘汰煤炭融資」項目，因自己對核能項目深有共鳴，後來便兼顧雙線工作。
我們很需要與東亞分部各方團隊互相交流，才能發揮最大聯乘效果；與專家緊密合作亦同樣重要，確保我們準確傳達具科學基礎的真相。這個項目也不只面向公眾，我們必須和各國決策者保持對話，而我的職責正正包括遊說韓國政府等倡議工作。
綠色和平是311核災後最快趕赴現場的機構之一，十年來堅持到當地持續檢測、調查，令我即使加入機構僅3年，已感到非常自豪。我們得以迅速報導現場實況，奠定綠色和平在福島議題的角色，亦使日本政府必須開誠佈公。
Ray：我身為其中一位「核輻射防護顧問」（Radiation Protection Adviser），相對參與更多前線調查，主要負責現場檢測輻射水平，以及個人輻射防護措施。2011年福島核災爆發後，我在同年8月首次踏足當地；恰巧我在2010年11月，考取了「核輻射環境下安全工作」的相關證書。至今，我曾數次回到福島，完成前線培訓及核輻射檢測工作。
十年之間，我見證除污工人忙於在林間與大街小巷清除核污；見證路邊無數裝滿核廢料的膠袋堆叠再運走。我目睹一些家庭迫於無奈揮別昔日家園，另覓他鄉紮根；也目睹溪澗與河流出現再次污染的跡象，這亦是為何綠色和平提倡持續檢測輻射水平，確保受影響居民能夠在安全情況下回家。
每次身處福島現場，我的感覺均混雜不安與未知，尤其我們都配備了個人警報器，提示當刻承受的輻射量，實在有點不可思議。當年參與核輻射安全訓練時，我從未想過短短幾個月就要置身高危「戰場」，持續暴露於無色無味且看不見的核污環境；不過，我們尚且有個人防護裝備及輻射檢測儀傍身，但同時，有更多僅得有限防護裝備的居民，無日無之承受污染，努力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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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對福島項目有何願景？
Kazue：正因人類總是善忘，我們更要重述福島的故事。日本政府試圖擴展核能以減少碳排放、應對氣候危機，但那絕非出路；我們理應積極邁向100%可再生能源──核電廠的存在本身就有風險，唯一解決方法是摒除核電。很多福島居民都會語重心長地說，他們不想任何人經歷同樣遭遇。
Ray：我衷心祝願福島居民能安然無恙重返家園，回到熟悉的房子與村落，這就是我的期盼。初次到訪福島，整個城市渺無人煙，使我震驚得無言以對；而在距離福島第一核電廠20至30公里的限制區域，時間更像靜止不動。
Mari：我想引入一個韓國民眾關注的焦點──我們認為煞停當局釋出核廢水（用作冷卻爐心以避免進一步過熱熔毀）至太平洋是當務之急。若日本政府未來5年無法解決，將會連帶影響整個「除役」（decommission）計劃，繼而阻礙福島縣復原前路，因此首爾辦公室的主要工作是遊說韓國政府向日本施壓，為了兩地民眾福祉着想，不要釋出核廢水。
綠色和平一直建議核廢水必須妥善處理，直至核輻射降至（對人體無害的）安全水平。
問：你對福島項目的最深刻回憶是甚麼？
Mari： 我想分享一件事。2019年，我在福島工作接近一個月，參與個人首次核輻射調查。雖然知悉潛在風險，但我深深覺得未嘗親歷其境的話，推動福島項目實在有欠說服力。到了行程最後一天，我在東京等候因颱風「海貝思」（Hagibis）延誤的航班回家，就在該天早上忽然決堤，想起所有遭核災徹底改變生命軌跡的福島民眾而哭了幾小時──那是我永誌難忘的早晨。
Ray：我第一次前往福島之時，有超過20位伙伴同行，整個行動的規劃效率令我記憶深刻，也反映了綠色和平辦公室如何發揮跨地域合作優勢，以及同事間有多着緊核能及福島項目。我亦很感謝Kazue和Mari於2019年攜手完成對上一次調查工作，並與媒體一起完成了觸動人心的記錄影片，記錄福島此刻與核污並存的眾生相。
問：疫情期間，你們如何保持溝通與合作？
Mari：我認為疫情未有確實阻礙我們的工作。綠色和平東京辦公室繼續派出調查團隊前往福島，令我們得以發表兩份相關研究報告。而在首爾辦公室，我們不停思考如何善用社交媒體，讓項目訊息接觸更多受眾；即使疫情帶來不少困難，同時驅使我反思如何在變幻莫測的處境延續項目工作，轉危為機。
Kazue：其實在疫情前，我和Mari均會在網上聊天，所以我也不覺得彼此合作上有甚麼障礙。
Ray：儘管暫時難以見面交流，眼前還有各種未知數，我們積極發掘把現場行動轉為網上舉行的可能性，同時遙距支援報告發表，應對核污水排放太平洋的危機。即使來自不同辦公室，我們彼此共同進退。
問：你最初為何會加入綠色和平？
Kazue：1991年，伊拉克與美國為首陣營爆發波斯灣戰爭，而日本政府竟動用納稅人金錢──即是我的金錢──支持戰爭，令我非常氣憤，很想阻止它卻無從入手。那時互聯網尚未普及，我只好翻開電話簿，查閱名字帶有「和平」字眼的機構；當時我找不到綠色和平，卻參與了另一機構的會議，就在那裡初次認識綠色和平成員。
我很欣賞綠色和平的理念，因為機構不只反對戰爭，同時明確批判國際石油爭奪戰。與其耗費資源開戰，何不投資探索可再生能源──深入探討戰爭根源，令我很想加入綠色和平。這就是我加入的序章！
Mari：這條問題彷彿讓我回到過去！之前我一直投身本土草根運動，未有加入綠色和平的想法，直至有兩件事使我改變念頭。
第一就是「世越號沉船事件」（2014年4月，世越號客輪沉沒，造成超過300人罹難），當中很多遇害者都是學生；那時我認為政府救援不力，同時無形中想起福島核災。然後我在尋找新工作時，發現綠色和平接近半世紀以來一直倡議淘汰核武、核能，並接二連三取得成果，而我很想成為開創解決方案、推動正面改變的一份子，便加入了綠色和平。
Ray：我在綠色和平工作了14年，之前是「商業世界」一員。直到某一刻，我自覺需要重新思考職涯規劃，從中尋求對世界更有意義的事業，於是來到了綠色和平。
我參與過無數次涵蓋不同項目的研究調查，也試過多次身陷險境，例如尋找工廠污水渠口抽驗水樣本時被保安追逐驅離。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這就是我工作的一部份。
我深信綠色和平的項目工作確實帶來正面改變，能夠與機構共同塑造更美好的世界，也讓我引以為傲。
問：有甚麼說話想跟我們的支持者分享？
Ray：核能是一項全球議題，我很希望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支持者一起聯署，與綠色和平共同促請日本政府切勿將核污水釋出太平洋；同樣重要的是，解除福島限制區域的「避難指示」時必須保障民眾安全。
Mari：我很認同Ray所說。連同韓國在內，很多國家都冒上龐大風險，繼續營運核反應爐，因此這不單是日本政府的問題，而是全球問題，我們都需要淘汰核能的環境倡議。除了持續關注福島核廢水議題，我們同時告誡民眾，韓國也有可能發生核災，並強調我們擁有清晰、安全的核能替代方案，盡快轉型至100%可再生能源。
而綠色和平得以持續倡議工作，全因你們的財政捐助與行動支持才得以成真。
Kazue：我想帶你們認識一下資助核電廠運作的幕後「金主」：例如東京都政府就是東京電力公司（福島核電廠營運商）的股東之一，或者看看你開立帳戶的銀行是否榜上有名，東芝（Toshiba）、三菱（Mitsubishi）、日立（Hitachi）等著名品牌與核能的關係亦鮮為人知。我們能夠凝聚力量，向擁護核能的持份者說不──我們還有很多事情做得到。
我很喜歡一句關於環境運動的座右銘：「I cannot do it, but WE can do it.」（「一人力有不逮，眾人相倚為強」；來自環境運動家Joanna Macy）這同樣適用於群眾力量如何與綠色和平在日本、東亞以至全球帶來改變。
我非常感謝所有綠色和平支持者，你們堅定不移的同行，啟發我變得更沉着、更堅定。就如剛才那句話，一個人也許力有不逮，但我始終相信你能與彼此認同的伙伴一同發光發熱。如若綠色和平有幸得到你的信任，我很高興一起為地球平安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