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有你 並肩同行】綠色和平半世紀：與Rex Weyler對話

綠色和平即將踏入第50個年頭，我獲邀請主持一系列的網上「你問我答」環節，聯繫不同世代和地區的行動者。而現時任職綠色和平的同事對此大感興趣，令我非常感動。

當然，我無法以一篇文章或一次視像會議解答所有問題和評語，本文集合的是第一批，都是我的想法和理念，其他人或會有另一些想法，而且我並不認為這些問題會有完整和確切的答案。

何時開始關心大自然？

我很幸運，在一個大自然環抱的環境下成長，那裏有河流、樹林、山脈、海洋可以任我探索。但作為一個小孩，我根本不知道這些事物竟是那麼脆弱，直至後來，我目睹原始的大自然被購物中心、高速公路和停車場破壞。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靜的春天》教懂我這些危機，還有1969年俄亥俄州的凱霍加河（Cuyahoga River）因污染而發生火災，都令我意識到環境危機的迫切性。從格雷戈里貝特森 （Gregory Bateson）、阿恩奈斯 （Arne Naess）、道教作家乃至我的原住民朋友身上，我開始學懂如何以崇敬之心去思考大自然、與大自然共存，而我最近亦在綠色和平撰文憶述這些往事。

您從前是如何構想綠色和平？能夠想像它成為一個在55個國家及地區、擁有過百萬支持者的國際組織嗎？

也有想像過的。當我們在70年代創造當時並不存在的全球生態運動時，我們預料這運動會席捲全球。開始時，相比一個國際組織，我們對全球運動更有興趣，希望世界各地的人可以站出來，捍衛生物多樣性和脆弱的生態系統，「地球之友」和其他組織亦同時冒起。隨着綠色和平辦公室在世界各地出現，為了確保工作的良好溝通，我們於1979年在阿姆斯特丹建立了國際綠色和平（Greenpeace International）總部。這個運動現時已很成熟了，任何組織的存在與否亦不會影響運動的發展。「周五為未來奮鬥」（Fridays for Future）和「反抗滅絕」（Extinction Rebellion）就是運動進化的例子，這大概就是我希望發生的事。

最深刻的回憶是甚麼？

有很多美好的回憶，相比個人層面，大部份都是關於跟大家一起實踐更大更重要的工作。例如1975年在星空下航行，宛如在浩瀚的宇宙中飄流，一邊奏着音樂，一邊學習航海技能。當找到捕鯨者的一刻，我們欣喜若狂，同時亦為目擊鯨魚被宰殺而痛心。當相片和報導出現於地球每個角落時，我們分享滿足感，而且感到自己的確實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您冒過最大的險是甚麼？

應該是1975年，我們首次在鯨魚與捕鯨者之間操控着橡皮艇Zodiacs，在之前兩年的籌備過程中，以及兩個月在海上尋找捕鯨船的時候，我沒有考慮過整個計劃的後果。然而，當我站在Zodiac的船頭，鯨魚在我們前面、而捕鯨魚叉船就在後面追趕時，我突然意識到如果我們被其中一支200磅爆炸魚叉擊中，我們就會當場葬身大海。一陣寒意襲來，我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懼，但根本別無他選，只能繼續。這依然是我在綠色和平工作中最震撼的一刻。

關於行動主義（activism），您會給年輕的自己甚麼建議？

我會建議年輕的自己多點留意內部或對外的關係，要更了解別人的動機和意圖。我相信我有時很天真，或者對自尊心太寬容了；亦會建議當面對那些為自己訂立的挑戰時，要更謙虛。自信心是有幫助的，但過份自信則不然，當時我並沒有留意我們對生態社會（ecological society）的價值觀和願景，原來很容易被誤解甚至推翻。我還會建議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更大膽、少一些妥協。我們經常為了安撫社會上其他派別或環保運動而妥協，有時這些妥協或者有用，但有些情況，我們的訊息有可能因此變得模糊。

您參與過最好的行動是甚麼？

1970年的反捕鯨行動可能是最成功的，因為它實踐了兩個重要目標：促成1982年的捕鯨禁令，很多鯨魚族群開始回復原來的數量。我們亦希望這個行動有助發起一場生態運動，而它確實做到了。

然而，我最喜愛的行動之一，就是我們對一艘超級油輪的「測試堵截」。1981年，我們在溫哥華辦公室工作時，Rod Marining從報章上發現三天內，一艘運油船將進入西雅圖及溫哥華之間的薩利希海（Salish Sea），藉此「測試」展示運油船亦能輕易駛進這些水域，從而推廣建造運油港，但載着的不是油而是水。我們跟辦公室主管Julie McMaster討論能做甚麼時，她漫不經心的說：「您應該堵截這個測試」。

這令我們捧腹大笑，我們想：這太完美了！我們立即向媒體宣佈，將對運油船的測試進行「測試堵截」，當記者們大笑時，我們就知道自己正在做一件重要的事。我們打電話給我們的朋友Dennis Feroce，他願意駕駛他的船The Meander，帶我們到胡安德富卡海峽的入口，亦即是運油船進入的地方。三天後，我們的橡皮快艇和一支帆船小艦隊已在水上準備就緒，而坐在直升機的電視台攝製隊已在我們頭上盤旋着。我們成功阻止運油船前進，片段和相片傳遍美加，我們則被美國海岸防衛隊逮捕，被關柙於西雅圖北部的額菲爾士監獄。媒體緊貼報導我們，我們就告訴警方「這只是一個測試」，並開玩笑說測試手銬、測試監獄，警察也笑了。

所有人都站在我們這邊：當警察給我們帶來食物（快餐店的漢堡），她把袋子放在牢房的桌上，然後說「測試這個」。整個行動都很熱鬧，而油港從未建成。這是我最喜歡的行動之一，因為我們只用了三天就把事情拉倒，所有人都玩得開心，而概念並非來自經驗豐富的社運人士或行動委員，卻是來自我們謙遜的辦公室主任Julie。

您會做甚麼行動來推動當今社會進步？

要推進社會行動，就必須有創意、做一些出人意表的事。當環保團體做一些所有人都期望他們做的事情時，就甚麼也不會改變。以全球暖化為例，我建議不要做預計之內的事情，就像參加下一次氣候會議。把劇本翻轉吧！杯葛氣候會議，並解釋原因：因為下一個於10月在格拉斯哥舉行的氣候會議將會是第34屆，而從1979年第一屆開始，這些會議根本沒有達致任何重大成果。

42年來，氣候會議召開了34次，期間人類的碳排放高了1倍。大氣二氧化碳水平由337ppm上升至420ppm，海洋嚴重酸化、珊瑚床正在死亡、森林陷入火海，而世界各地的政客竟正虛耗飛機燃油去參加這些讓他們百無聊賴的氣候會議。我會建議：停止這件無意義的事吧！杯葛！組織不同的生態團體一起杯葛，並且說明原因。各自在地區或網上召開會議，譴責政府虛偽和空洞的承諾，到地球上每個重要的沿海城市，在建築物牆身畫上南極和格陵蘭融冰後的海平面高度。讓人們看見新的畫面，而非失敗的例行公事。

歷史上能真正帶來改變的偉大社會運動，往往能夠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打破現有的範式，令人們用新的方式思考。

疫症大流行 是否大自然受嚴重破壞的反擊？

大流行是關於人類活動超載、佔領野生動物棲息地、破壞生物多樣性，還有人口增長及過度消費超出全球生態系統的極限。的而且確，疫症迅速傳播是由人類活動一手造成。但大自然並非真正的「反擊」，進化似乎不涉目標或偏好，也沒有怨憤。然而，大流行會是我們忽視生態危機的後果之一。

有甚麼是您希望綠色和平今天在做，但並沒實踐的？

我不認為綠色和平可以或應該做所有需要做的事情。從經驗得知，很多人會把所有迫切的環境問題投射於綠色和平身上，但這個期望是任何團體也不可能實現的。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應該是：「甚麼環保行動我希望做到但還沒實行的？」

我希望生態或環保運動能更貼地應對我們真正、根本的危機：生態超載及其創造條件──不受約束的增長。超載是自然的，很多強勢的物種都超越牠們的棲息地：狼群會跨越原來棲息地的分水嶺而居，藻類會超越一個湖的承載量，而我們則能看見花園中的植物生長到鄰居那邊，於有限的空間和資源下糾纏、推進。自然進化教懂所有物種如何生長、繁殖和消費，卻沒有教物種何時停止，何時克制自己。

我希望生態行動能直接解決人類已超越地球承載能力的事實，目前估算大約從50%（參考Footprint Network數據）至100%不等，甚至更多。重點是對任何地方的物種來說，所有超出承載能力的道路都會收窄，無一例外：狼會死亡，直至被牠們狩獵而消失的獵物重生；藻類死亡，回到可用養份的極限；植物互相競爭，直至在根據地找到新的動態平衡。我們誤以為人類不用減少數量和消費，而且往往迴避這兩個問題。政府、工業，甚至一些環保團體對新科技寄予厚望，並設想「綠色增長」，迴避人類經濟活動、數量以及消費無可避免收縮的問題。

解決有錢人的輕率、浪費性消費是一個好的出發點，但並非全部。為了真正逆轉過份承載的問題，我們更要正視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以及當中不切實際、無止境的增長；我們還需要以合理方式扭轉人口增長（婦女權益及避孕措施）；我們需要現實地了解科技產業「去毒」所需的條件。我希望看到環保運動能對以上三個逆轉過度承載的步驟，採取更積極及嚴肅的態度。

那些可持續的運動或組織有甚麼共同點？要保持長久和復元的能力有甚麼要素？

運動和組織，兩者有很大分別。那些關於和平、公民權利、婦女權益等的運動，能存在幾個世紀，是因為它們有強大的支持者基礎，以及尚未完全實踐的明確目標。同樣地，生態運動很有可能會維持一段長時間。

另一方面，組織可以隨時出現或消失。社會組織獲得支持並冒起，是因為它們解決人們關心的問題，而且看起來成效顯著。我說是「看起來」，因為組織可以透過聲譽和自我推銷來持續下去，即使變得不如它的支持者相信般有成效。然而，一個有成效的社會組織要維持下去，就需要有支持者相信它發揮着重要的作用，包括有誠信的領導者，並且可以實踐真正的改變。

一般來說，成功的組織能夠冒起，是因為一班人對如何解決公眾關心的議題有創新的想法，創意是一個組織的誕生和成長所必須的。但是，當一個組織擴展而變得愈來愈架床叠屋時，創意很多時就會被扼殺而非鼓勵：要成功，就必須保持創造力。根據定義，創意本來就沒有公式。與其試圖形式化創造力，成功的組織應該學會為創造力提供養份，克服官僚主義，讓新思維可以在組織內各個層面發展。

您在哪裏找到希望？

這是一個近期很流行的問題，相信是因為我們都擔憂人類的未來。我們遇到令人沮喪的障礙、反抗、破壞和冷漠，自然想去尋找希望。希望是好的，因為它為行動鋪路，但希望並非一種策略。要解決問題，就必須深刻理解當中的情況，還要懂得欣賞正在為此努力的宏觀系統和力量。虛妄的希望是沒有幫助的。這是一個近期很流行的問題，相信是因為我們都擔憂人類的未來。我們遇到令人沮喪的障礙、反抗、破壞和冷漠，自然想去尋找希望。希望是好的，因為它為行動鋪路，但希望並非一種策略。要解決問題，就必須深刻理解當中的情況，還要懂得欣賞正在為此努力的宏觀系統和力量。虛妄的希望是沒有幫助的。

人類現正處於巨大的束縛之中，有權有勢的人掠奪地球，小部分人得以致富，卻讓數十億計人口活於饑餓邊緣。同時間，物種多樣性急劇下降，大氣充滿二氧化碳，海洋變酸而且充斥塑膠，我們正面臨無數生態悲劇。我沒法從政治會議、政府、企業中找到希望，更莫說訴諸人性本善。在我的經驗裏，大部分人都是良善和公允的，但貪婪、恐懼和無知可以造成混亂和傷害。

我是從大自然本身找到希望：從野外世界、從生命的能量創造新天地、從自然萬物共同學習和共同進化中找到希望。我相信人類必須轉向，不能靠會議、科技、太空旅行或經濟增長來解決我們的問題，這種幻想只會製造更多問題。我相信我們必須重新進入生態社區，成為大自然的學徒，還要學習大自然作為生命系統如何延續和生存下去。我相信我們要摒除人類的傲慢，重新與我們的親人、不同系統和整個地球同行。我與道家和某些原住民老師的立場一致：我們要學習崇敬地球，這是一切生命的泉源。

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我們只能於環環相扣的生命關係網中生存，這就是我尋找希望的地方。

關於作者

Rex Weyler是綠色和平基金會的元祖總監，機構第一期會員通訊的編輯，並且是1979年成立的綠色和平國際辦公室的創辦人之一。（閱讀更多：【創辦人Rex Weyler系列】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