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綠色和平實驗室：如何善用你的捐款支持，保護全球環境
你知道綠色和平設有自己的實驗室與科學家團隊嗎？又執行過哪些環境任務？綠色和平資深科學家 David Santillo 帶你認識這個 8 人科研團隊，如何為全球環保政策帶來無數正面改變。
綠色和平實驗室位於英國艾克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Exeter），共有 8 位全職科學家、配備先進的儀器設備，所有資源都來自綠色和平全球會員集腋成裘的捐助支持。這間實驗室由 1987 年成立至今，持續追蹤塑膠污染、嚴格把關有毒有害化學物；研究團隊同時透過獨立調查，交出許多深具影響力的科學發現及數據，促成全球環境政策改變。
以今年為例，綠色和平東亞分部兩項有關塑膠污染的研究，均得到綠色和平實驗室遙距支援：
- 綠色和平台北辦公室 9 月發表《難逃塑命：台灣保育類野生動物及棲地微塑膠污染調查》，透過採集瀕危野生保育類動物的糞便樣本，發現其棲息地已受塑膠污染；綠色和平實驗室期間為報告審視科學論證，研究結果成功促使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禁售樽裝水及禁用即棄餐具
- 綠色和平東京辦公室 7 月發表《Disposable cups in the Japanese Café Industry》報告，統計日本星巴克（Starbucks）、Tully's、Pronto等 9 大連鎖咖啡店，每年消耗超過 3.69 億隻即棄咖啡杯；由於缺乏公開資料，綠色和平實驗室同時利用傅立葉紅外線光譜儀（FTIR）檢測，發現即棄咖啡杯多以混合物料製成，難以妥善回收，印證源頭減少使用才是治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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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實驗室 保證研究公正獨立
為什麼綠色和平要成立實驗室？最初緣起，是綠色和平發現有關大型工業設施污染的獨立資訊，根本無從得知。於是生物學家暨現時實驗室首席科學家 Paul Johnston 在 1987 年成立實驗室，當時首批任務之一是採集水樣本並運用綠色和平船艦上的氣相層析質譜儀（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GC-MS）分析，可惜在船上難以進行，結果隨即在倫敦瑪麗王后大學建立實驗室，並自 1992 年起落戶艾克斯特大學校區。
如今，綠色和平 8 人科學家團隊，在校園的創新中心打理兩間實驗室：一間是經常用到化學試劑的「濕實驗室」（wet lab），裡面幾乎滿佈玻璃器皿（取代了不可持續使用的即棄塑膠產品），另一間則主要透過先進儀器作出分析，包括 4 部氣相層析質譜儀：
- 一部用於液液萃取和固液萃取（liquid-liquid and liquid-solid extractions）
- 一部用於熱脱附（thermal desorption），用來分析空氣品質
- 一部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er, ICP-MS），用來分析金屬
- 一部液相層析質譜儀（liquid chromatograph/mass spectrometer, LC-MS），用來分析農藥和藥物
實驗室另設上文提到的傅立葉紅外線光譜儀（FTIR），用以分析較大的塑膠碎片。綠色和平資深科學家 David Santillo 說：「這裡的設備足以讓 10 位全職科學家非常忙碌！但我們的人力精簡，必須嚴格界定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
涉獵跨範疇研究 兼顧義工採樣培訓
的確，在綠色和平實驗室工作，除了科學專業知識，還需要像 Santillo 形容，「我們必須非常具策略性」。為了善用每分得來不易的資源，研究項目必須有潛力以相對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影響力。例如團隊通常會將精力投放於分析較具體的環境問題，例如特定地點的污染、會造成廣泛污染的個別有害物質如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PFAS，會造成水土污染），或有毒有害的消費產品。
因此綠色和平實驗室團隊成員亦各擅所長，確保能滿足不同項目的研究需求，例如 Santillo 擁有海洋微生物生態學博士學位、Iryna Labunska 專攻有機化學分析（organic analytical chemistry），Melissa Wang 專責環境鑑識技術（environmental forensic）；還有空氣質素預報員 Aidan Farrow、植物生態學家 Reyes Tirado 等。
而團隊的日常工作除了科學分析，亦包括與綠色和平同事、媒體、政策制定者及其他組織的科學家保持密切聯繫，回應來自四面八方的訴求並盡力提供協助；另邊廂實驗室也為綠色和平全球義工網絡提供培訓，確保採樣過程遵從嚴謹的科學方法。科學家也在同儕評審期刊上發表研究成果，各種途徑皆是為了達成首要任務：藉由科學發現與數據，改變最高層級的環境決策。
以身作則走塑節能 盡用環境友善溶劑
為了以身作則實踐環保理念，儀器實驗室除了一律關閉所有閒置中的儀器、燈光以節能減碳，也避免使用對環境有害的溶劑。金屬化學家 Kevin Brigden 說所有人對此已習以為常，只需要提前決定代替品便可做到。
而這種透過研究推動政策修訂、帶來正面改變的理念，亦是實驗室團隊最大的滿足感來源。 Santillo 說，「如果有人問我要否到學術界或製藥廠發展，比現時多賺兩倍甚至三倍人工？我會拒絕。」甚至有成員「反其道而行」──例如分析化學家 Ildiko Kriston 曾為多家製藥公司工作，直至 2020 年加入綠色和平實驗室。
35 年環保成果：兒童玩具「去毒」、管制洋垃圾
實驗室歷來發佈的許多研究，都促成了政策改變。例如早於上世紀 90 年代的綠色和平「去毒」項目，曾針對聚氯乙烯（PVC）材質玩具當中含有的鄰苯二甲酸酯（phthalates，多用作塑化劑）造成的風險，提供新證據予歐盟委員會與美國的監管機構，相關產品隨即被限制使用。
Santillo 回想當時這個問題甚少得到關注，「這些專為兒童設計的產品含有鄰苯二甲酸酯，可能因兒童長時間啃咬從塑膠中滲出。業界知道，但一般民眾並不了解。於是我們將數據公開。」
近至 2021 年，科學家團隊發表了「傾倒土耳其的塑膠垃圾與廢物環境影響」調查結果，其中Brigden 等成員參與項目了初期規劃，並協助分析土耳其的塑膠及土壤樣本；而提交給土耳其政府的科學小組報告[1]，確定來自英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的進口「洋垃圾」，含有重金屬鎘和鉛等高含量的危險化學物質，促使土耳其政府開始清理並限制塑膠垃圾進口。而實驗室最新發表的研究，亦包括厄瓜多爾加拉帕戈斯群島（Galapagos Islands）塑膠污染與對當地海洋物種的威脅[2]。
綠色和平發表研究後，最快可能在幾星期內促成政策修訂等迴響。Brigden 形容，儘管並非人人意見相同，通常不會有科學家認為綠色和平的研究偏頗；即使偶爾受到挑戰，通常在分享數據與研究方法後，「人們總是回過頭來對我們說，『噢不，實際上你是對的』。」
「綠色和平是以科學為本的組織：我們首要的工作守則，就是確保科學嚴謹性。」
原文刊於《C&EN 化學化工新聞》："Inside Greenpeace's analytical laboratories"
[1] Hazardous chemical contaminants in samples of surface water, soil, ash, sediment and waste plastic from waste dumpsites in Turkey ; Greenpeace Research Laboratories
[2] Plastic contamination of a Galapagos Island (Ecuador) and the relative risks to native marine species ; ScienceDir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