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島核洩漏十年重返「活廢墟」 | 封面人物
每次進入福島，我好像來到一個被按下了暫停掣的世界。每次離開福島回到東京，又像是從另一個世界回來。情感上，我希望自己不用再回去面對那個「活廢墟」；而理智上，卻又知道自己肯定還會再去。2021年，日本「3·11」大地震10週年，意味著福島發生核災至今也滿了10年。過去10年之中，我多次在福島禁區裡進行核輻射檢測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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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福島核輻射區
在2011年3月11日之前，我對日本的認知不包括福島。10年之後，我對日本的認知與理解，卻因福島變得厚重而不尋常。
2019年10月，我又一次回到福島縣飯館村。我們的車從高速公路轉進山區小路，車速減慢下來，大片大片長滿雜草的荒廢田地從窗邊掠過，在午後的陽光下顯出野生稻穗的金黃。裝滿輻射廢棄物的黑色垃圾袋密密麻麻堆放在一起，近處、遠處，到處都是，在這個曾經山清水秀的「日本最美麗的村落」，好像一塊揭不去的傷疤。
一本掛在安齋徹（Toru Anzai）祖屋裡的舊日曆，瞬間把我的記憶拽回2011年。伴隨著「3·11」地震、海嘯，飯館村成為福島第一核電站嚴重洩漏事故後的輻射污染重災區。3個月後，安齋先生從飯館村撤離，從此，再也無法正常返回。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大地震發生的那一刻，我對自己在做什麼已經沒了印象，只記得地震後突然忙碌起來，被加到一些工作群組，裡面不斷更新有關地震、海嘯的信息；接著，就傳來東京電力公司經營的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事故的消息；不久，很多日本機構要把辦公室從東京暫時撤離到更安全的大阪。
福島核洩漏事件後，我的郵箱裡突然多了很多關於核電站情況的郵件，起火爆炸、燃料棒、輻射雲、當量（按：符號為eq或Eq，常用於化學或生物科學中的單位，表示物質的量）、希沃特（按：符號為mSv，是量度輻射劑量的單位）⋯⋯這些術語不斷出現，混亂且不確切。當年8月，我加入綠色和平東亞分部的快速反應小組，前往日本福島。
過去10年，我所在的團隊每年都要到飯館村做檢測。時間逐漸逝去，記憶卻仍然清晰：我穿著笨重臃腫的防護服、膠鞋，戴著手套、眼罩，身上斜孭著輻射分光器，手持GPS，走在前面；另外一個隊員穿戴同樣的防護裝備， 拿著A4紙記錄板，上面掛著一支原子筆。我們兩人一組，一前一後，一遍遍似乎無止境地在這些地方檢測、記錄。
「區塊5，安齋屋後樹林斜坡，松樹下。地面10厘米（高度），4.05微希沃特/小時；50厘米，3.68微希沃特/小時；1米，1.79微希沃特/小時。」 「收到。」「GPS坐標編號⋯⋯坐標點東經⋯⋯緯度⋯⋯」這是綠色和平在現場做檢測時常見的對話。
每次到輻射區，我們分成幾個小隊，同時對不同區塊進行輻射檢測。這樣的區塊在安齋先生的祖屋周圍共有11塊，包括屋子內部、屋前空地、屋後的林地、水田、連接道路的斜坡、道旁的草叢溝渠⋯⋯
幾個小時不停歇的檢測之後，我的腿開始不聽使喚，穿在防護服裡面的長衫長褲也被汗水浸透。我一邊用對講機通知車裡待命的同事，一邊開始慢慢走回停車的地方。
我們身處的飯館村，到處是超標的輻射，也許還有輻射塵埃，無處可避。每次停車檢測之前，團隊中會有一個人穿戴好全副防護裝備，首先下車，找到一塊輻射水平相對較低的停車點。我們在不同區塊地毯式搜尋核輻射「重災區」時，有一組同事會在車裡待命。他們會利用車輛和停車點條件，在無處可逃的輻射環境裡，佈置出相對的「清潔區」和「除污區」，準備好對從「污染區」返回的檢測隊員進行個人除污，每一個細節都要考慮到。
除污隊員拿著蓋革計數器（按：用於探測電離輻射的粒子探測器），按事先培訓和練習得非常熟練的流程，對著我從頭到腳檢查。每次脫去防護服、口罩、眼罩的那一刻，我都感到彷彿脫離「結界」，重獲新生。我把檢測儀器和其他設備遞出去，一一清潔之後，分別歸類放好，才可以重新坐回車裡。
我用濕紙巾再一次清潔鼻孔、面部之後，喝上一口水，整個人頓時鬆弛下來，不過依然能聞到衣褲上的汗味。等到全部人都完成除污檢查、離開飯館村時，夕陽正懸於天邊。臨走前，我們把所有可能被污染的廢棄物分開放在垃圾袋裡，帶到指定的地方丟棄。
過去10年中，我在飯館村做過很多次現場檢測。初到福島時，一切都不確定，我們每個人都感到緊張。每天傍晚坐上車直到第2天開始工作，是我一天中最放鬆的時間。
福島位於東京的東北方向，距離切爾諾貝爾數千公里。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在國際上被定為7級。這是1986年切爾諾貝爾事件之後，人類遭遇的最嚴重特大核事故。
每次結束在福島的工作，從東京回國，我都冀求把福島的記憶留在當地，但在那裡經歷的人和事，總不經意間跳出來，好像在提醒我：福島核災的影響仍在繼續，還有很多事需要我們去完成。
魔幻現實中的人
2019年10月尾，我第5次也是最近一次回到福島，在那裡待了3個星期。我與我的同事們一起，主要在福島市市區、森林、河邊堤岸、浪江町、飯館村，還有福島居民的房屋周圍實地檢測。儘管去過那些地方多次，然而面對那裡的景象，我依然感覺失語。
2011年，當我第一次身處福島時，感受到一種魔幻現實般的末世景象。更早去輻射區的同事告訴我，他在核洩漏後一個月到達福島市，當時整個城市幾乎是一座空城，加油站、超市、餐館、商店都關閉了。幾個月之後，我走在福島的街道上，幾乎看不到人，只有自己佩戴的個人警報器在提醒，周圍充滿了高出正常環境的輻射劑。我的腦中開始浮現電影《生化危機》中的災難畫面。
當我見到福島浪江町（事故前有近2萬人口，災後居民撤離，人口數為零。2017年4月1日起，浪江站附近範圍解除了「歸還困難區域」限制，少部分居民開始回歸）居民菅野瑞枝（Mizue Kanno）時，她回憶，無止境的警告一直環繞自己：「⋯⋯穿著全身防護衣、戴著誇張防毒面具的人朝我們喊，『危險啊！你們在幹嘛？！拜託，請趕快離開，至少離開這裡30公里。』他幾乎是哭著在喊⋯⋯不住在附近的人們，完全不知道核災的危險。我想要告訴世人，核輻射的危險聞不到、看不見，也沒有味道。在身體出現異常狀況前，你完全無法得知它的存在！」菅野說，她想要警告更多的人有關核災的危險，但有些話想說又不知道該如何說出來。這種感覺令她很沮喪。
最近幾年去福島，我都會見到菅野。我只是短暫前往福島，進行調查，菅野卻要一直面對一個回不去的家園。2018年，我與綠色和平團隊結束現場檢測工作後，在與菅野的臨別晚餐上，她分享了一個生活點滴，讓我至今難忘：「2011年福島核災之前，每週有幾天，我都會去光顧附近一間麵包店，每次聞到麵包和糕點剛剛出爐所散發的香氣，覺得很幸福⋯⋯但是現在什麼都沒有了，家園回不去了，麵包的香氣隨之消失了，連一點點平凡的幸福感也被奪走了。」她說這段話時，平靜，聲音不大，卻讓在場的人心酸動容。
2018年10月，我在福島縣飯館村的一個小坡上檢測核輻射。這裡曾是安齋徹的祖屋，距離福島第一核電站大約32公里，現在變成一塊散落著建築垃圾的空地。他在這裡生活了60多年。
2011年福島核災發生後，飯館村被核輻射嚴重污染，但政府沒有第一時間安排包括安齋徹在內的居民撤離。「他們說這裡很安全，不用撤離。」安齋徹當時很憤怒。當年3月底，我的同事在飯館村檢測到的輻射劑量是核洩漏之前的數百倍，第一時間呼籲政府盡快撤出這裡的居民。
但是直到3個月之後的2011 年6 月，安齋徹才被撤離，住進臨時安置屋。當時，他以為自己遲早能返回家中，但核輻射污染的程度比想像的還要嚴重。他最後在臨時安置屋居住了超過7年。設備物資短缺，長期居住在那裡令他的身體變差。
安齋徹今年73歲，年輕時喜歡攝影，幾乎每時每刻隨身帶著一部相機。自從福島核災發生後，他很沮喪，一度放棄了這個愛好。
2018年，由於祖屋年久失修，無法再維護翻修。安齋徹別無選擇，只能決定拆除。這是一個令他痛心的決定。「房屋拆除後，我再次感到很沮喪。但是我又開始攝影了。等天氣暖和的時候，我會帶著照相機到處去拍。」
菅野瑞枝與安齋徹的遭遇，是福島地區許多人的共同經歷。核輻射污染導致16萬居民撤離福島地區。直到10年後的今天，仍有大量居民無法返回家園。
深入「活廢墟」
「活廢墟」是日本社會活動家武藤一羊教授自創的詞，用來形容福島第一核電站以及它代表的整個核產業對人類以及世界的影響。
每次我們的車快速穿過浪江町的森林地帶時，我都有想下車，在青翠欲滴的林子裡慢慢走一走的衝動。不過，靠近車窗的輻射檢測儀讀數開始跳升，超過正常環境每小時輻射劑量百倍以上，說明車外的輻射劑量更高。這時最好的做法是，關緊車窗，盡快離開。
核電站所在的福島縣，以多山和森林而著稱，兩條大河—— 高瀨川和阿武隈川——的眾多支流穿過這裡，一直流進太平洋。十年來，我與同事們累計進入福島地區三十多次。除了民居、車站、學校、幼兒園、街道、公路等公共區域，綠色和平會重點調查森林邊緣，以及河川、堤岸。
事故發生後，這些地方成為核輻射嚴重污染的地區，雖然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資金與人力（據官方公佈的信息，截至2019年3月，日本政府投入到核輻射除污的資金已達280億美元，人員超過3,000萬人次，清理核輻射垃圾達1,700萬噸）進行除污工作，但由於山區密林作業不便，成效甚微。綠色和平常常可以在政府聲稱已經完成了除污工作的地區，找到不少輻射劑量超標的「重災區」。
大堀（Obori）是浪江町的一個小村，位於一個廢棄的陶藝工坊出口斜坡與公路的交匯處。幾年來，我們每次都能在大堀的同一個位置找到輻射量非常高的「重災區」，輻射警報器會一直響個不停。而在這裡取的松針樣本檢測出致癌的放射性鍶同位素（Sr），也有別於在福島大量存在的銫-134 （Cs-134）、銫-137 （Cs-137）。
如果不是核災，我想，很多人會愛上這裡。大堀四周青山環繞，有河流、小溪從山里潺潺而出。大堀盛產福島出名的陶瓷器皿，在那些被廢棄的陶藝工坊裡，架子上、條桌上和地上到處是製作精美的陶器。如今，這個寧靜的小村仍屬於「歸還困難區域」，這些陶器無人問津，不時會有不識貨的野豬闖進來。這個村子距離福島核電站約10公里。每次在這裡都不能停留太長時間，迎著刺眼的陽光，我會抓緊用手機拍一張公路旁芒草的快照，作為一點留念。
深入福島不同地區，最常見到的景象是，在森林、學校、馬路、街道以及小路上進行污染清除的工作人員；一些空地，甚至以前的公共場地上堆滿了巨大的黑色垃圾袋，裝有清理出來的有輻射的土壤及其他廢棄物；我也常看到卡車揚起塵土在路上魚貫行駛，運送著一袋又一袋沉重的廢棄物。
2018年，當我和其他同事正在浪江町的街道上檢測，除了我們，四周空無一人。突然，在我們前方大約100米的地方出現一隻大野豬，帶著三、四隻小豬。小野豬看到我們就閃到旁邊的房屋後面，大野豬卻朝我們慢慢走過來，似乎隨時準備發起攻擊。我們只好在不刺激它的情況下，一起慢慢後退，直到退出牠的「領地」。
我們在福島常常遇到不同的動物，有猴子、野兔、鹿等。那次之後，我發現，這些曾經的人類社區，已經慢慢成為野生動物的家園，人反倒成了「入侵者」。對於動物來說，這也許是一件好事，只是不知輻射對這些動物是否會有長遠的影響。而曾經的福島居民，不知何時才能重回他們的家園。
在高輻射的環境裡工作需要充分而專業的防護。調查小隊裡每個人各有分工，我的角色是負責核輻射防護與檢測，要先下車判斷現場情況，包括在哪裡停車能減少輻射曝露、不要長期站在哪些區域，等等。在自己穿戴好防護裝備之後，我要確保整隊人的輻射防護沒問題，在現場提供實際的防護建議。這些年，我積累了不少現場經驗，但每次也需要不斷練習。在一些不確定的情況下，我會讓自己慢下來，想清楚要做什麼，怎麼做，從而保證大家既能一起有效率地完成工作，又盡量避免和減少核輻射污染。
進行檢測工作時，我們的全身防護裝備包括橡膠鞋、手套（有時是兩層）、防粉塵口罩以及長袖衣物，有時還需要加一層工作褲。我們不去核電站內部，不需要電影裡那種誇張的「豬嘴」防毒面罩。如果要進行採樣，我還需要套一件連身工作服、全臉面罩等。這一身穿戴繁瑣臃腫，一旦上身，就得等到工作完成才能脫下。
這些行頭什麼時候穿戴，有講究。進入禁區前，我們一般會在離檢查站最近的便利店——7-11或是Lawson——休息半個小時，大家抓緊時間上廁所、買小吃、喝咖啡、抽煙。之後，各自在上車前把分工再順一順，回頭需要先下車打頭陣的人開始穿好一部分防護裝備。準備停當，我們便開車進入禁區。十年來，我們一直用這種方式工作，保護自我，也提醒周圍的人：儘管輻射看不見，但仍是真實存在的風險，需要恰當的防護。
我在禁區裡，也常常看見除污的工作人員，包括那些運送清理出來的碩大垃圾袋的卡車司機，他們的個人防護裝備有時明顯簡陋不足。長期在輻射超標的環境裡工作，我深為他們的健康感到擔憂。
我一直堅信並且也告誡身邊的人，超過正常環境的輻射劑量沒有安全可言，在輻射污染面前沒有英雄。我自己也不是英雄，只是在做一點特別的事。一般來講，普通人不需要、也不應故意讓自己接受超標的輻射。
選擇遺忘還是堅持
福島核災發生後的頭幾年，由於火車未恢復正常，我們每次都只能租車往來。我們住過的地方包括福島市、郡山市，距離工作所在的禁區都較遠，每天要花不少時間在路上。
2016年，隨著常磐線部分通車，南相馬市解除了「避難指示」。我可以從機場直接先乘新幹線列車到仙台，然後再轉常磐線南下的火車。我注意到，隨著漸漸接近福島核電站，車廂裡的人越來越少。
2018年去福島，我在南相馬市的原之町站下車。除了我之外，還有一對老夫妻，應該是南相馬市的居民。而2019年，在原之町站下車的人多了一些，原本車輛稀少的南相馬市區，一早一晚也開始有些堵車。
「福島的人越來越多。」「是啊，人是健忘的，或許是選擇性遺忘那些不好的事。」我和同事Mari在南相馬的小飯館裡聊天感嘆。Mari是韓國人，有一個漢字名字——張海榮。這是她第一次到福島，待了快1個月。她在韓國負責核項目，向韓國民眾講解福島的情況。
我問她怎麼會想來福島。她說，如果不親身經歷，不和當地人交流，在韓國的工作會欠缺說服力。我有同感，只有面對面與菅野、安齋等人交流過，才能更深刻理解福島居民面對回不去的家鄉的矛盾與無奈。
這是一家韓國大姐開的餐館，只有3張桌子，裝修和菜式是很地道的韓國風。白天的工作結束後，Mari有時會拉著我來這裡，也順便和韓國大姐聊聊天。我們用英語交流，她同時也簡單說給餐館老闆聽。大姐點著頭，也會加入說幾句，Mari又用英語告訴我。我們3個人就這樣聊著天。
「是嗎？」聽到我們說浪江町和飯館村有不少地方的輻射依然超標，韓國大姐很驚訝。她說，在過去幾年裡，安倍晉三政府開始宣傳福島地區的污染情況已得到控制，2017年有些居民已經回去了。「但好像真正搬回去的人也不是很多。」她希望更多人來福島，這樣館子的人氣也會高，但也不願意那些居民仍然受到核輻射影響。
「以後也不知道生意還能不能撐下去⋯⋯」Mari從南相馬離開前，告別韓國餐館，韓國大姐像自言自語。
2017年3月31日之後，日本政府允許居民返回浪江町和飯館村的強制疏散區。隨著這些地區的疏散限制解除，對於23個非強制疏散區的臨時居住補貼也隨之停止。在沒有政府財政補貼、又無力在福島以外地區重新置業的狀況下，上萬名自願疏散的居民不得不遷回仍有輻射污染的家鄉。
在解除強制疏散限制的區域，浪江町2021年1月31日統計的町內居民人口數為1,579人，相當於2011年3月人口的9.5%；截至2020年12月1日，飯館村累計有1,255名居民返回，佔原有6,509人的19%。
前幾天，Mari在韓國通過網絡分享給我一件事。2019年她做完福島輻射區檢測工作，在日本行程的最後一天，飛機因颱風「海貝思」 （Hagibis）延誤。「那天早上，在機場突然就眼淚決堤，想起所有因核災徹底改變生命軌跡的民眾，一直哭了幾小時。」Mari說，那個早晨永誌難忘。
改變與盼望
10年裡，可以有太多改變。我的女兒已漸漸長大，我給她們分享我在福島的見聞。她們也許還無法完全想像這一切，大概也無從感受和理解我遇見的福島居民的痛苦和無力。
福島核災的影響，還將持續數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綠色和平在福島工作，不斷將那裡的輻射檢測結果告知世人，卻很難改變現狀，這是令人沮喪的現實。不過，想到還有很多人與我一樣，在堅持講訴福島的故事，我又有了繼續的動力。
2019年11月，完成了在福島的工作，即將離開之前，我來到海邊。隱約能看見遠處福島的第一核電站，距離我所在的地方不到20公里。海浪不斷湧上來，捲起海水一次又一次拍打著防波堤，白色的浪花四濺，大量泡沫混著風聲嘶嘶地退去，破滅，消散，蓄勢之後再回來。周而復始，永不停息。
此刻，遠處的核電站存放著超過百萬噸核輻射污水，含有會讓人罹患骨癌、血癌的放射性物質。為了削減成本，日本政府有可能最終決定，在徹底完成無害化處理前，將這些核廢水悉數排入太平洋。如果那樣，我不知道大自然會怎樣對待人類。
*本文部分文字及圖片經編輯，原文刊於《南方人物周刊》（2021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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