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無窮而資源有限？終結無限成長的神話
曾經我們以為，人類無限的創造力與科技發展定能勝天；曾經，經濟成長看似能持續到永遠。然而，人類終究是動物，與其他生物一般受限於棲地，而地球終究有極限⋯⋯
一天在溫哥華的輕軌電車上，擁擠的車廂中，我看到了以下這則廣告：
「2050年，海平面將上升，你會選擇：
A：築更高的堤防來對抗它
B：發展水下運輸科技來擁抱它」
但是我卻沒有看到選項 C：「改變我們的制度以防止它發生。」
這則廣告是溫哥華大眾運輸系統 TransLink 的宣傳內容。他們希望大家選擇「水下運輸技術」，能帶給他們更高的預算分配。他們用最熱門的「科技」一詞包裝一番，並邀請人們「擁抱」這一個選項。但他們沒說的是，蓋堤防也需要「科技」，更沒提到「改變制度」這樣的禁忌話題。
用科技來擁抱危機的感覺很不錯，這意味著經濟發展、進步、擁有更多，且不放棄任何東西。但這個盲點正是人類最深的、最不願言明的問題。我們希望透過經濟成長與「科技」來解決生態危機和人道主義危機，而不須做出任何改變。我們想要好處全拿。
問題是，這是在逃避根本問題和尋找真正的解決方案。氣候危機、生物多樣性危機和所有其他生態挑戰都只是表面的症狀，背後那更大、更深層的問題是「生態超載」（Ecological Overshoot）。沒有任何物種可以超載成長，所有真正能解決生態困境的方案，都必須包含「縮小人類規模」這一項，我們必須放棄讓經濟無止盡成長的期望。然而，這似乎是大多數人、政府、企業甚至許多環保主義者都忽略的一項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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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缺失
身為一個生態學家，我所面臨的一大挑戰，就是找到更有效的方法與人討論人口規模的問題。很多人覺得這個話題讓人不快。因為「用更少的資源來生活」的概念，與人類的無限創造力、人類命運、人權和人類獨特性等等觀念是相衝突的。人類似乎不願意承認，即使創造了所有的科技奇蹟，我們仍然是動物，仍然受到棲息地的生物性及物理性限制。
早在數十年前，現代生態學家就知道生態系統有其極限。1972 年的研究《成長極限》便如實發表了相關研究。然而，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卻嘲笑人類經濟成長存在任何侷限的想法。在 1980 年代，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宣稱：「發展沒有極限，因為人類的智力、想像力和創造奇蹟的能力沒有極限。」的確，能拒絕受限的感覺很有賣點。
然而，這種長期對人類成長的極限避而不談的態度已逐漸開始站不住腳，即使在主流媒體上也是。2019 年 10 月，《金融時報》刊登了哈里·海森（Harry Haysom）《綠色成長的神話》一文，文中指出「綠色成長可能不存在。」他建議，在建立再生能源基礎設施的同時，我們也需要緊縮經濟，並減少原料和能源的消耗。
《新聞周刊》最近刊登了一篇由麥可·尚克（Michael Shank）撰寫的文章，題為《對抗氣候變遷，這種受爭議的方式或許最有效》。在紐約大學教授永續發展的他，鼓勵以全球節育計畫來解決生態危機。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環境學榮譽教授瓦茨拉夫•斯米爾（Vaclav Smil）是全球能源轉型專家之一。他最近的著作《成長：從微生物到大城市》描述了「對持續經濟成長的追求與生物圈有限能力之間不可解的衝突。」
所有的生物棲息地都是有極限的，在棲息地中動植物會成長到個體成熟，自然群落也會成長至集體成熟。捕食者數量會成長，直到牠們耗盡獵物，捕食者數量便會漸少。湖中的藻類將成長直至用盡可用的養分，然後減少。生態系統會達到「高峰狀態」，並經歷一段「動態穩定」，直到有災難發生，破壞平衡。
效率被成長淹沒
斯米爾認為，「人類有能力使經濟成長不受原物料生產量影響的說法，完全是「胡扯」。歷史告訴我們，當人類在使用某種資源上變得更有效率時，我們反而會使用更多，而非更少；這種現像在經濟學中被稱為「反彈效應」（rebound effect），在機械工程學中則被稱為「吉馮斯悖論」（Jevon's paradox）。
在 19 世紀，效率更高的機械並沒有減少煤炭使用，反而增加了煤炭消耗。在 20 世紀，電腦也沒有像一些科技樂觀主義者所預測的那樣節省資源，而是加速了經濟發展，從而導致更多的資源開採。正如反彈效應所預測的那樣，即使人類發展出驚人的現代效率，我們還是燒完了最優質的煤炭和石油，現在開始挖掘骯髒、低品級的頁岩油和焦油砂。當歐洲人第一次來到北美洲時，他們可以在河床中撿到西瓜大的銅塊，而如今為了供應現代電子產品，我們必須鑿出寬 4 公里、深 1 公里的巨型礦坑，挖取銅含量僅 0.2% 的低品級礦岩。資源品質的下降，以及成本與生態衝擊隨之攀升，其實就是反映了地球「瀕臨極限」的事實。
斯米爾強調，如今我們已到了須正視人類發展規模有其限制的時刻。他寫道：「規模，這是我們主要的問題。」目前人類及其飼養的牲畜數量，佔了地球上所有哺乳生物量的96%，這就是規模的問題。我們的氣候危機、我們的生物多樣性危機、我們的土壤枯竭和人道主義危機，都是人類活動規模膨脹到現實無法負荷所產生的症狀。
斯米爾認為，為了文明的長期生存，我們必須接受「成長的終結」。我們無法以科技解決成長與局限的矛盾，也無法以人類的野心來挑戰地球的極限。我們必須放棄慢慢改變的想法，相反地，我們需要「基進的……大膽的願景……根本性的轉變，以及前所未見的調整。」
斯米爾相信，由於人類在各種制度系統運作中有許多缺失，我們可以藉此施力，實現轉變。富裕國家浪費大量的能源、原料和食物，若我們可以避免浪費，就能大大減少原料和能源的使用。
例如，在工業化農業系統中，人類把大量的有毒農藥倒入土壤中，燃燒數百萬加侖的柴油，並用氨與肥料破壞地球的養分循環， 然後收成中有40％遭到浪費 。這就是工業化農業系統中的缺失，減少它就能減少資源消耗。
針對人類在私人與公共建築上造成的大量浪費，近來流行的小型房屋和共同工作空間便是很不錯的應對方案。按照斯米爾的計算，如果所有建築物都以最適當的尺寸建造，並具備良好的隔熱效果，我們可以減少約20%的碳排放量。「但是人們不願意這樣做。」他說：「人們什麼都想要，他們想住有旋轉樓梯的豪華大房，這樣的房子無法有效隔熱。他們想要開 休旅車，他們想在 1 月份吃到覆盆子。這就是問題所在。」
此外，由於住家規模的成長，僅透過提高效率根本無法降低家戶能耗。根據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學者威廉·里斯（William Rees）的研究，自 1950 年以來，美國的新建房屋已從約 1000 平方英尺（約 28 坪）增加到 2500 平方英尺（約 70 坪），每棟房屋的居住人數卻從 3.4 人減少到 2.5 人。 70年來，人均建築面積增加了 240％。同時，自 1950 年以來，美國人口成長至過去的兩倍，世界人口成長至三倍，能源效率的任何進展都被成長所淹沒。
斯米爾相信，我們可以利用這種「缺失…讓改善措施能賺取巨額利潤…補貼隔熱改造…縮小住家大小、改建為雙拼式房屋、提高公共運輸效率，同時限制私家車」等，來解決生態危機。
人口：最後的禁忌話題
在前述《新聞周刊》的文章中，麥可·尚克指出，穩定並減少人口數是「我們無法再繼續逃避的必要對話。」
茱莉亞·惠蒂（Julia Whitty）在九年前《最後的禁忌話題》一文中說：「地球上有70億人口，為什麼我們不能談論人口？」她表示致力於解決人口問題的科學家們經常面臨騷擾。不過，惠蒂說：「不管我們討論還是不討論，人口過剩的問題都沒有消失。」
惠蒂寫道：「解決生態超載唯一已知的方法，就是減緩人口成長…最終要扭轉成長趨勢，並扭轉我們消耗地球資源的速度。若能成功做到這兩項，就能解決一些最緊迫的全球性問題：氣候變遷、糧食短缺、供水、移民、醫療、生物多樣性喪失，甚至戰爭等。」
幸運的是，我們無需使用嚴厲的法律來控制人口成長。科學家的數據告訴我們，最有效的人口控制策略，是全面提升婦女權利，並將避孕措施普及化。世界上達成這些發展的地區，出生率都呈現直線下降。
若能減緩或逆轉人口成長，也將有助減輕人道主義的難題。惠蒂寫道：「未來的挑戰，在於滿足較少的人口的需求或滿足更多人較少的需求之間，達成微妙的妥協。」
哈里·海森在《綠色成長的神話》中提議，社會可將錢從消費轉移到綠色基礎設施的建設，他指出這也是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的論點之一。
大量的研究顯示，在基本需求獲得滿足之後，更高的收入和消費並不一定會提供更多的幸福感，反之常會引發更多壓力與焦慮感。
50 年前開啟深層生態運動（deep ecology movement）的阿恩·那斯（Arne Naess）曾這樣形容：「更富足的生活，更簡單的手段。」無論我們提出什麼方式解決生態危機，現在都是時候減少人類在地球上的足跡了。是時候使用選項 C：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和經濟體系了。
作者簡介：
Rex Weyler是原始綠色和平基金會的董事，組織的首位新聞傳播編輯，他也是1979年綠色和平國際組織的共同創辦人。Rex 透過文字，追溯並反思行動主義，環保主義以及綠色和平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文中的意見純屬他個人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