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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平50年】回首當年,綠色和平的起源

作者: 綠色和平國際辦公室創辦人之一 Rex Weyler

1971 年 9 月,一艘掛著「Greenpeace」旗幟的漁船,從加拿大溫哥華出發,行駛至阿拉斯加,試圖阻止海底核武試爆。2021 年,正值綠色和平創立 50 周年,綠色和平國際辦公室共同創辦人Rex Weyler撰文,回溯 20 世紀中後期國際氣候、生態運動的誕生,與您分享綠色和平成立之前,尚未出發阻止核試爆行動的歷史故事。

2021 年 9 月,綠色和平守護地球的航程,即將屆滿 50 年。回溯半個世紀前,為了阻止核彈測試,一群有志之士在阿拉斯加發起第一次環境運動,也成就了後來的綠色和平。

來到充滿紀念意義的歷史時刻,也是我們反思過往的好時機,回首初衷,追憶早期的行動,想到一路以來經歷的教訓、風險、失敗和成功,綠色和平絕不是憑空而生的,更是由無數支持者堅定同行,才有今日規模。就讓我們重拾當年的時空背景、社會狀況和環境運動,回到 1971 年,在加拿大溫哥華孕育的綠色和平根源。

1971年9月15日,船隻「Phyllis Cormack號」由溫哥華出發,這是綠色和平的首次航行,船上的船員都是環境運動的先驅,也是綠色和平的元老級成員。
1971年9月15日,船隻「Phyllis Cormack號」由溫哥華出發,這是綠色和平的首次航行,船上的船員都是環境運動的先驅,也是綠色和平的元老級成員。 © Greenpeace / Robert Keziere

綠色和平的誕生,創始成員和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對和平的渴望產生共鳴。然而,蘇聯與歐美盟國之間的冷戰,造成韓戰、越戰、以巴衝突和古巴導彈危機等,多番國際間的衝突,以及令人不寒而慄的核軍備競賽,仍層出不窮。

1950 年代,「輻射」和「基因突變」等新用詞,出現在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中,對核災浩劫的恐懼更席捲全球。日本發起了廢除核武運動,以回應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的慘痛經歷,這場運動,把國際間的舊派和平主義者連結在一起。

綠色和平創始代表人物:Irving Stowe & Dorothy Stowe

在美國羅德島州(Rhode Island)的首府Providence,Irving Strasmich 和 Dorothy Strasmich(後來改姓Stowe)就像全球數以百萬計的人一樣,感受到核爆的危機。Dorothy當時在羅德島組織了第一個社工工會,並成為該州份國家僱員工會主席,Irving 則是律師及爵士樂愛好者,並獲其黑人音樂界朋友邀請,加入美國有色人種協進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NAACP)。

兩人於 1953 年結婚,在NAACP總部舉行婚宴,隨後曾參與倡導女權和廢除奴隸制度的貴格會 (Quaker)會議,並跟隨貴格會倡導者Harriet Beecher Stowe,而改姓Stowe。20 年後,兩人成為綠色和平組織的元老成員。

Stowe夫婦絕對是環保戰士。我記得Dorothy引用廢奴主義者Frederick Douglass的名句:「找出人會因什麼事而屈服,你就可確切衡量加諸在他們身上的不公和錯誤。」(Find out just what any people will quietly submit to and you have the exact measure of the injustice and wrong which will be imposed on them.)

綠色和平創始代表人物:Ben Metcalfe

二戰期間,來自加拿大的Ben Metcalfe虛報年齡加入英國空軍。他隨英軍被派往印度之時,該國的國大黨領袖甘地(Mohandas Gandhi)表示拒絕與英軍同一陣線。Ben認同甘地的和平主義運動,對他而言,英方相形有如偽君子。

Ben接令要炸毀支持甘地的村莊,但他最終與Hawker Demon戰鬥機的機師同袍,將炸彈投擲在休耕的農地,地面上的村民看著他們,並揮手致意。根據英國法律,機師蔑視命令,可視為叛國,但Ben和機師卻選擇支持甘地。

戰後,Ben在加拿大溫尼伯市(Winnipeg)當記者,並與同事Dorothy Harris結婚。他們於 1956年搬到溫哥華,對於後來創立綠色和平發揮了重要作用。

Ben Metcalfe在綠色和平的初次行動前,打電話回家。
Ben Metcalfe在綠色和平的初次行動前,打電話回家。 © Greenpeace / Robert Keziere

綠色和平創始代表人物:Bob Hunter

Bob Hunter在加拿大溫尼伯讀小學時,已對炸彈和放射性落塵(radioactive fallout)有所認識。在他青少年時期,美國陸軍上將James Gavin向美國參議院報告時說過,「若蘇聯發動核武攻擊,北美大片地區將成無人之境」。這番言論激發了他寫下未來主義短篇小說《原子彈爆炸之後》(After the Bomb),故事中講述後核時代猶如大屠殺的文明世界。1958 年,他讀到 11 年級便退學,開始作家生涯。

他在倫敦一場核裁軍遊行(nuclear disarmament march)遇到未來的妻子Zoe,Zoe將他介紹給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認識。1962 年,21 歲的Bob Hunter讀過Rachel Carson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後,開始思考一個新的命題:生態學(ecology)。書中提到「自然界中,沒有事物是單獨存在的」,令他對世界改觀並有所領悟:停止軍國主義還不夠,必須阻止人類向大自然世界發動的戰爭

研究核武對人類影響:Dr. Barry Commoner

與此同時,年輕的生物學家Dr. Barry Commoner在聖路易斯(St. Louis)收集兒童的乳牙多時,以記錄他們對「鍶- 90」的吸收情況:「鍶-90」是核爆的致癌副產品,軍國主義在這個年代已是奪命污染的來源。

於是,和平運動和生態運動開始結合

環境運動逐漸崛起

1966 年,因為反對美國參與越戰,Irving和Dorothy Stowe帶著孩子Robert和Barbara搬到加拿大西岸的溫哥華。

他們參加貴格會會議,率領和平遊行向美國大使館抗議,並開始與溫哥華太陽報(Vancouver Sun)撰稿的Bob Hunter,還有在加拿大廣播公司(CBC)做記者的Ben和Dorothy Metcalfe接觸和聯絡。他們與原住民權利團體合作,還有加拿大婦女組織Voice of Women的Deeno Birmingham和Lille d'Easum。

Bob在他的報紙專欄中,撰寫生態、公民權,以及和平運動等議題,並著手進行他的第一本非小說類作品《無政府狀態的敵人》(The Enemies of Anarchy)。書中討論Rachel Carson所提及的「相互關係的意識」(consciousness of interrelationships)。他認為那是一場文化革命,涉及社會多樣性、性別平等、電子媒體和生態。 他越來越相信,社會的下一個重大改變,將會是一場生態革命。他曾在酒吧跟朋友說:「生態是關鍵」(Ecology is the thing)。

1971年9月15日,Bob Hunter在船隻「Phyllis Cormack號」(後來的綠色和平船隻)上,用打字機寫作。
1971年9月15日,Bob Hunter在船隻「Phyllis Cormack號」(後來的綠色和平船隻)上,用打字機寫作。 © Greenpeace / Robert Keziere

另一方面,身為記者的Ben和Dorothy Metcalfe揭發瑞典企業家Axel Wennergren涉嫌與納粹黨合作,為了興建水電大壩,以詐騙方式把原住民Sekani First Nation逼離家園。Ben刊於Vancouver Province的調查報告獲得多倫多媒體轉載,並觸發內閣部長Jack Pickersgill對當地原住民的不當言論:「對有病的印第安人,我不感興趣。」事件在加拿大引起轟動迴響,Metcalfe頓時成為傳媒之星。

1969 年,Ben在距離溫哥華不遠的濠灣(Howe Sound)釣魚,目睹Port Mellon海港一座紙漿廠煙囪冒煙,並傳出惡臭。幾星期後,他出席森林委員會會議時,向與會的政界人士質詢,問他們打算如何處理濠灣污濁空氣的問題。「我們要接受現實」,一位業界的行政人員回應。Ben斷言:「不可以。」

接下來,Ben夫婦倆自掏腰包,花 4,000 美元在市內放置 12 個廣告牌。他們設計了一個代表環境的標誌,標誌圖案由兩股波浪結成一個螺旋迷宮。Ben向朋友說道:「如果你可以為公司和產品下廣告,你也可以以廣告的形式推廣理念。」

Ben買的廣告牌上寫著:

生態?
你要關注,生態跟你有關!

一場生態運動,在溫哥華誕生。

就叫「綠色和平」!

我是當時 50,000 名反對越南戰爭的美國徵兵之一,1965 至 1973 年間北潛入加拿大,很快就遇到Bob和Stowe夫婦等和平抗爭者。溫哥華是個包容性很大的城市,當地的華人和日本人社區很蓬勃,有佛教寺廟、西藏禪修中心、貴格會、「垮世代詩潮」咖啡廳,也存在思想前衛的關係網絡,成員包括崇尚回歸土地的農民、自然主義者和自然保育者。

當時,一對夫婦Jim Bohlen和Marie Bohlen為了避免兩個兒子Lance和Paul被徵召入伍,搬到溫哥華。Jim來自紐約West Bronx,二戰時加入美國海軍,跟Ben一樣,曾親眼目睹核爆後的日本。他在美國賓州一個貴格會的聚會上,遇上Marie,她是一位自然插畫家,也是美國環保組織山巒俱樂部(Sierra Club)的成員。在溫哥華,他們加入當地的山巒俱樂部,認識了Stowe並成為摯友。

在溫哥華東部一個工人階級社區,22 歲的Bill Darnell策劃了「生態露營車」,並巡迴全省。當時政府提案興建一條貫穿溫哥華海岸的高速公路,Bill、Stowe和Hunter夫婦等人協助組織抗議行動,封路阻擋推土機,成功阻止該計畫。那次行動,讓溫哥華環保主義者深受啟發:「他們也可以贏」。

不久後,一起事件,將以上所有人連結起來。1969 年 11 月,美國宣佈計劃於 1971 年 10 月在偏遠的安奇卡島(Amchitka Island)進行 5 兆噸熱核彈試驗,行動代號為「Cannikan」。安奇卡島位於溫哥華西北邊 4,000 公里,在阿拉斯加灣阿留申群島(Aleutian Islands)之間。它原本是美國聯邦野生動物保護區,育有 131 種海鳥,但較早期的一次較小規模的核測試,導致芮氏 6.9 級震動),將全島野生生態清光,而「Cannikan」測試將會比上次強 5 倍。

於是Bob Hunter在他的專欄寫出相關風險,提醒核試可能會引發海嘯,甚至席捲加拿大西部。他在參與一場美國與加拿大邊境舉行的抗議行動中,舉起自製標語:「別興風作浪」(DON'T MAKE A WAVE)。

期間,Bob與Irving Stowe當面相遇,Irving提議成立一個公民團體阻止核試。於是,Stowe號召了女權組織的Deeno Birmingham、Bill Darnell、Ben和Dorothy Metcalfe夫婦,還有Jim和Marie Bohlen夫婦。Bob則聯繫了基進的行動者Rod Marining和Paul Watson。他們成立了臨時小組,基本上是(加拿大)山巒俱樂部的委員,臨時小組名為「別興波作浪委員會」(The Don't Make a Wave Committee)。

雖然成立了小組,但其實當時沒有任何計劃。

「Don't Make A Wave Committee」三位成員:Irving Stowe(右)、Paul Cote(中,一位法律學生)、Jim Bohlen(左),其中Irving和Jim是和平主義的長期支持者。
「Don't Make A Wave Committee」三位成員:Irving Stowe(右)、Paul Cote(中,一位法律學生)、Jim Bohlen(左),其中Irving和Jim是和平主義的長期支持者。 © Greenpeace / Robert Keziere

Jim和Marie對於 1958 年一次海上阻止核試的行動很熟悉,那次貴格會的船隻「Golden Rule」,由加州準備航行去菲律賓海,抗議Enewetak Island島上進行核試。雖然「Golden Rule」遭美國海岸警衛隊攔截,而船長Albert Bigalow被捕,但新聞照片傳遍世界各地,激發和平主義的行動。於是一天早上,當Marie喝著咖啡時,她就跟丈夫說:「我們應該開艘船到阿拉斯加去。

同一天,《溫哥華太陽報》記者打電話來,查詢山巒俱樂部對阻止核試是否有計劃。Jim慌忙間脫口而出:「我們希望開艘船往安奇卡島,抗議核彈測試。」第二天,報紙就將故事刊登出來,驟然間「別興波作浪委員會」有了行動計畫。

委員會跟著在唯一神教派會的教會開會,商議如何物色願意參與行動的船和船長。會議結束時,Irving Stowe以「V」手勢,並說出「Peace」(和平),Bill Darnell平靜地回應,然後Marie Bohlen也隨性地建議給船命名 ,「就叫綠色和平」(make it a green peace)。

「綠色和平」表達出和平與生態主義結合而成的運動,這個詞深入民心。

1970 年 3 月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的女權組織Voice of Women主要成員,71歲的Lille d'Easum 撰寫了一篇研究論文《阿留申群島的核試》(Nuclear Testing in the Aleutians),委員會以「綠色和平」名義刊印,成為世界上第一本綠色和平的手冊。

Jim Bohlen身為前海軍軍官,走往海濱尋找適合的船隻,並在Fraser River碼頭遇到 60 歲的John Cormack船長。Cormack船長在加拿大西岸有 40 年捕魚經驗,擁有一艘 80 英尺長的比目魚船,以其妻子命名為Phyllis Cormack。他聽到這群人要在秋季風暴季節穿越險惡的阿拉斯加灣,並沒有讓他感到不安,最後他同意接受包船的行動。

John Cormack船長(前)與他的工程師Dave Birmingham。
John Cormack船長(前)與他的工程師Dave Birmingham。 © Greenpeace / Robert Keziere

山巒俱樂部當時拒絕此抗議行動,「別興波作浪委員會」即決定獨立繼續計劃,自行組織成非營利組織,準備以這艘 80 英尺長的漁船出海行動,並獲Cormack船長同意將漁船改名為「綠色和平」

Irving Stowe隨後找來音樂界朋友,同為和平主義者的Joan Baez,籌辦一場慈善音樂會,募款資助此次行動。可惜當時Joan Baez無法出席,不過她向Irving介紹了另一位音樂人Joni Mitchell,Joni Mitchell也答應參與,並約來當時的樂壇新星James Taylor一同演出。和平主義音樂傳奇人物Phil Ochs和當時加拿大人氣高的流行樂團 Chilliwack也加入演出行列。 1970 年 10 月,這場經典安奇卡音樂會(Amchitka Concert),募得 17,000 美元,足夠支付租賃船隻和一些基本開銷。

兩位綠色和平創辦人Dorothy Stowe和Rex Weyler,2009年在溫哥華出席安奇卡音樂會發行CD的活動。
兩位綠色和平創辦人Dorothy Stowe和Rex Weyler,2009年在溫哥華出席安奇卡音樂會發行CD的活動。 © Greenpeace / Alan Katowitz

1960 年代社會出現多方面衝擊,公民權利、女權、原住民權益、勞工權益、和平主義、人們對自然生態的覺醒……浩浩蕩蕩之中,綠色和平順流而生。在首次行動後,「別興波作浪委員會」隨即改名,採用了完美演繹新興時代精神的名字:綠色和平基金會(Greenpeace Foundation)


關於作者:
Rex Weyler是綠色和平基金會的創始人之一,第一期會員刊物的編輯,並且是 1979 年成立綠色和平國際辦公室的共同創辦人。Rex 透過文字,追溯並反思行動主義,環保主義以及綠色和平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文中的意見純屬他個人立場。


50 年過去,綠色和平的規模和策略已與隨著時代而有所不同,但不變的是守護環境的初心,以及「以行動帶來改變」的理念。感謝一路有您同行,為地球與未來世代,爭取一個永續、綠色且和平的家園。

延伸閱讀:

#50有你 並肩同行
原文:The roots of Greenpeace